张承业踩着深秋的落叶回到东北老家时，心里还揣着在大城市报社被排挤的憋闷。镇子比他记忆里更显破败，许多人家都搬走了，只剩下些老人还守着日渐冷清的街道。他本想在家静静待几天，理清思绪后再做打算，却没料到发小赵大勇会在这个时候出事。
大勇是在三天前的雾夜去了三岔岭火车站，之后再也没回来。大勇他妈哭红了眼，抓着张承业的手：“业子，你俩一块长大的，你最机灵，你得找找大勇啊。镇上人都说...是那笛声把他带走了。”
“啥笛声？”张承业皱起眉头。他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听几个老人提起了“夜雾鸣笛”的传闻——三岔岭火车站废弃十年了，可每逢大雾弥漫的深夜，站里就会突然响起凄厉的火车鸣笛，铁轨震动，仿佛有一列看不见的火车正在进站。听见那声音的人，第二天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扯淡。”张承业低声嘟囔。他是个记者，受过高等教育，只信白纸黑字和确凿证据。他认定大勇多半是在那破车站里不小心摔伤了，或者干脆是跟家里赌气，跑到哪个朋友家躲起来了。
但当他开始认真调查时，却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程老歪住在镇子最西头，一座墙皮剥落的老屋里。他是三岔岭火车站最后任站长，如今已经七十有二，背驼得厉害。张承业提着两瓶烧酒登门时，老人正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浑浊的眼睛瞥了他一眼，又垂了下去。
“程大爷，我想问问三岔岭车站的事。”
老人抽烟的动作顿了顿，没说话。张承业把酒放在他脚边，自顾自地蹲下来：“大勇不见了，您听说了吧？他是我发小。”
“那娃子不听劝。”程老歪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跟他说过，别去那地方，尤其别在雾夜去。他不信邪。”
“那鸣笛声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老歪猛吸了几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车站废了，可车还在跑。不是咱们这种车...是那边的车。”
张承业强忍住反驳的冲动，继续问：“那边的车？什么意思？”
“422次绿皮车，”老人缓缓道，“五八年冬，腊月初九，暴风雪。那车本该在三岔岭停两分钟，可那天路上耽搁了，到站时已经晚点半小时。调度催得急，车站只好提前发了车。有七八个旅客没赶上，在站台上骂娘...谁曾想，车开出不到十里，就在黑风崖那边脱轨了，整列车都栽了下去，一百多号人，没一个活下来。”
“这跟现在的鸣笛有什么关系？”
程老歪抬起眼皮，深褐色的眼珠死死盯着张承业：“从那以后，车站就开始不太平了。起初是偶尔有人听见笛声，后来是雾夜必响。那列车的魂还在那儿，一遍遍地重复最后那段路...它要接人，接那些本该上车却没上去的人。”
张承业在心里冷笑，这分明是典型的民间怪谈，将一场悲剧事故妖魔化了。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请个道士和尚什么的做个法事？”
“做过，不止一次。”程老歪磕了磕烟袋锅，“没用的。那车怨气太重，觉得是被站台上的人害了。要不是那些人耽误发车，也许就能躲过那场灾了。”他站起身，佝偻的背影透着疲惫，“业子，听大爷一句劝，别去探什么真相。有些门，打开了就关不上了。”
从程老歪家出来，张承业更加确信这不过是一场集体迷信。他要亲自去三岔岭车站看看，找到大勇可能留下的痕迹，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去往三岔岭的路已经半荒，两旁的白桦树光秃秃地立着，像一排排肋骨。走了约莫一个小时，绕过一道山梁，那座废弃的车站就出现在了眼前。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黄色的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砖块。屋顶长满了枯黄的杂草，在秋风里瑟瑟抖动。“三岔岭站”四个红字已经褪色，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站前广场的水泥地裂开了无数缝隙，从里面钻出半人高的野草。
张承业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了候车室。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个破烂的木质长椅歪倒在地。墙角结满了蜘蛛网，一股浓重的霉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阳光从破损的窗户斜射进来，在满是污垢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在候车室转了一圈，什么特别的也没发现。接着又走进售票处，柜台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模糊的列车时刻表，玻璃碎裂，纸张泛黄卷边。他凑近细看，隐约能辨认出“422次”、“18:30到，18:32开”等字样。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个生锈的铁皮哨子，半掩在尘土里。他捡起来擦干净，发现哨子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赵”字。这是大勇的哨子，小时候他总挂在脖子上，说是他爸在铁路工作时发的。
张承业把哨子攥在手心，心里第一次泛起了不安。大勇确实来过这里，而且连心爱的哨子都掉了，情况可能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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