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方后并未止步于后宫争宠。她清楚地知道，后宫的安稳从来都与朝堂的局势紧密相连。当时的朝堂，严嵩与夏言正为了内阁首辅之位斗得你死我活。夏言刚正不阿，却不懂变通，多次因反对嘉靖帝修道而触怒龙颜；严嵩则善于阿谀奉承，不仅为帝王引荐方士，还亲自为修道工程筹措银两，深得嘉靖帝信任。
方后与夏言并无交情，却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有过一段隐秘的过节。那是在她还是方嫔时，严世蕃曾借着入宫探望母亲的名义，对她言语轻薄。虽然后来严世蕃被父亲严厉斥责，并向方嫔赔罪，但这件事让方后深知严氏父子的野心与卑劣。因此，在朝堂之争中，方后看似中立，实则暗中向夏言传递过几次关键信息——比如严嵩为讨好嘉靖帝，挪用边防军饷修建道观的事，便是方后通过贴身太监悄悄告知夏言的。
然而，夏言的刚直最终还是害了自己。嘉靖二十七年，夏言因反对嘉靖帝给方士陶仲文加官进爵，被嘉靖帝下狱。严嵩趁机罗织罪名，诬陷夏言与边将曾铣勾结，意图谋反。嘉靖帝本就对夏言心存不满，再加上严嵩在一旁煽风点火，最终下令将夏言斩首示众。
夏言被处死的消息传到坤宁宫时，方后正在给嘉靖帝绣平安符。针线猛地扎在手指上，鲜血滴在明黄色的绸缎上，像一颗破碎的朱砂痣。她知道，夏言一死，严嵩便会独揽大权，朝堂之上再无人能制衡他。而自己，作为曾经暗中支持夏言的人，随时可能被严嵩报复。
为了自保，方后开始主动拉拢锦衣卫指挥使陆炳。陆炳与嘉靖帝是发小，又是锦衣卫的最高长官，在朝堂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陆炳与严嵩也存在矛盾——严嵩曾试图插手锦衣卫的事务，被陆炳严词拒绝。方后抓住这一点，多次在嘉靖帝面前夸赞陆炳忠诚能干，还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陆炳的儿子，通过联姻巩固了双方的关系。
有了陆炳的支持，方后在后宫的地位愈发稳固。但她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反而更加谨慎地处理与嘉靖帝的关系。她知道，嘉靖帝虽然依赖她，但对她的“干政”也颇为忌惮。因此，她不再直接参与朝堂事务，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后宫的管理和照顾嘉靖帝的起居上。
嘉靖帝晚年愈发沉迷修道，常常一连数月住在西苑，不理朝政。方后便每日亲自为他准备药膳，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调整饮食；每当他因修道之事烦躁不安时，方后便为他弹奏古琴，讲述道家典故，安抚他的情绪。久而久之，嘉靖帝对她的依赖越来越深，甚至在修道时，也会让方后陪在一旁。
但这份依赖并没有消除帝王的猜忌。嘉靖三十年，宫中传出流言，说方后与陆炳勾结，意图扶持太子登基。流言的源头正是严嵩——他一直视方后为眼中钉，想要借帝王之手除掉她。嘉靖帝听到流言后，虽然没有直接质问方后，但对她的态度却明显冷淡了许多，甚至连续一个月没有踏入坤宁宫。
方后深知，此时若为自己辩解，只会让嘉靖帝更加怀疑。她选择了一种更为迂回的方式——她将自己的贴身太监送到嘉靖帝面前，让他主动“揭发”自己与陆炳的“私情”。当然，这些所谓的“私情”都是方后精心编造的，比如她曾让陆炳帮忙寻找稀有的药材，曾托陆炳照顾宫外的亲戚等。
嘉靖帝听完太监的“揭发”后，反而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算不上“勾结”，反而证明方后并没有觊觎皇位的野心。他当即下令处死了散布流言的宫女，并亲自来到坤宁宫，向方后道歉。方后则趁机哭着说：“皇上，臣妾入宫多年，一心只为皇上和大明江山。如今竟有人如此诋毁臣妾，臣妾实在是百口莫辩。”嘉靖帝见她哭得梨花带雨，心中的愧疚更深，当即赏赐了她大量的金银珠宝，并承诺永远信任她。
这场危机的化解，让方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帝王面前，示弱远比逞强更有效。但她也知道，严嵩一日不除，她就一日不得安宁。因此，她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不仅在后宫中安插了许多心腹宫女太监，还通过父亲方锐的关系，在锦衣卫中发展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力量。
嘉靖三十五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因贪赃枉法被人弹劾。方后认为这是除掉严嵩的绝佳时机，便再次联合陆炳，收集了严世蕃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证据，悄悄呈给了嘉靖帝。嘉靖帝本就对严世蕃的骄横跋扈有所不满，看到证据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严世蕃下狱。
严嵩得知儿子被下狱后，急忙跑到西苑向嘉靖帝求情。他跪在地上哭着说：“皇上，犬子年幼无知，犯下大错，求皇上看在老臣多年侍奉的份上，饶他一命吧！”嘉靖帝看着跪在地上的严嵩，心中五味杂陈。严嵩侍奉他多年，为他修道提供了不少便利，但严世蕃的罪行实在太过严重，若不严惩，难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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