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朝的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为新太子，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支持杨勇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流放，而依附杨广的势力则迅速崛起。唐国公府虽未直接卷入储位之争，但李昞与杨勇曾有过同窗之谊，难免受到牵连。一时间，府中人心惶惶，不少人劝李昞主动向杨广表忠心，甚至有人提议将年幼的李渊送入东宫做侍卫，以表诚意。
王氏却坚决反对：“太子之位刚定，杨广根基未稳，此时急于投靠，反而会被视为趋炎附势之辈，难获信任。更何况，废长立幼本就不合礼法，将来之事尚未可知。我等只需恪守中立，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一方结交，方能避祸。”她随即下令，关闭府门，除必要的公务往来外，禁止府中任何人与朝中官员私下接触；同时，她亲自打理府中产业，将部分田地出租给流民，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又为府中积累了财富，为可能到来的变故做准备。
果不其然，杨广成为太子后，对前来投靠的官员百般猜忌，不少人因“过于殷勤”而被安上“结党营私”的罪名。而唐国公府因“不偏不倚”的态度，反而引起了杨广的注意——他认为李昞“识时务、懂分寸”，不仅没有为难李家，反而将李昞调往岐州任总管，让他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
仁寿二年（602年），独孤皇后去世，隋文帝杨坚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杨广手中。此时，王韶已病逝于襄州任上，王氏失去了父亲这一重要依靠，更觉肩上的担子沉重。她深知，杨广野心勃勃，登基后必然会对关陇勋贵进行打压，而李家作为“八大柱国”之后，首当其冲。为了给家族留一条后路，她开始暗中联络父亲的旧部——这些人多分布在江南、巴蜀等地，虽不掌权，却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同时，她让李昞利用总管的身份，悄悄培养亲信，掌握了岐州的部分兵权。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在仁寿宫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他一登基，便迫不及待地清除异己，先是赐死废太子杨勇，接着又流放了高颎等老臣，甚至对自己的弟弟杨谅痛下杀手。消息传到岐州，李昞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王氏衣不解带地在床前照料，一面安抚府中上下，一面派人密切关注长安的动向。
临终前，李昞紧紧握住王氏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之后，家族……就交给你了。渊儿……还小，你要……教他隐忍……莫要……争强好胜……”王氏含泪点头，承诺定会守护好唐国公府，抚养李渊长大成人。李昞去世后，朝廷追封他为唐仁公，由年仅十七岁的李渊袭爵。此时的李渊，虽已成年，却因缺乏政治经验，难以独当一面，唐国公府的大小事务，实际上都由王氏一手掌控。
隋炀帝得知李昞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派使者前来吊唁，实则是想借机探查李家的虚实。王氏早已料到这一点，她让李渊身着孝服，在府中哭灵，表现得悲痛欲绝、不问世事；自己则以“寡妇不便见外男”为由，派管家出面接待使者，言语间只谈家事，绝口不提朝政。使者回去后，向隋炀帝禀报：“唐国公李渊年幼无知，其母王氏一心守节，府中上下安分守己，不足为虑。”隋炀帝这才放下心来，暂时没有对李家动手。
隋炀帝即位后，好大喜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又大肆修建宫殿、开凿运河，劳民伤财，百姓怨声载道。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长白山爆发农民起义，随后各地纷纷响应，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的李渊已被任命为荥阳太守，开始接触地方政务。王氏深知，乱世将至，必须让儿子尽快成长起来，于是她时常派人给李渊送去书信，教他如何处理政务、安抚百姓，更提醒他“广纳贤才、暗结民心”。
在母亲的指导下，李渊在荥阳任上政绩斐然——他减轻赋税，鼓励农桑，还亲自带兵平定了当地的小股叛乱，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但他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隋炀帝在平叛后，对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更加不信任，多次借故诛杀勋贵子弟。李渊得知后，心中惶恐，想要辞官避祸。
王氏得知儿子的想法后，立刻派人将他召回岐州（此时唐国公府已迁回岐州）。见面后，她没有直接反对，而是给李渊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忍辱负重，最终得以回国掌权。如今主上多疑，你若此时辞官，反而会被视为心虚，难逃杀身之祸。不如主动示弱，自污名声，让主上放下戒心。”
李渊恍然大悟，按照母亲的建议，开始故意“沉迷酒色”，时常在府中设宴饮酒，还收受贿赂，做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消息传到隋炀帝耳中，他果然放松了对李渊的警惕，甚至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李渊不过是个贪图享乐之辈，不足为惧。”就这样，李渊凭借母亲的智慧，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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