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示波器的荧光屏上跳出一条纤细的绿色波纹，像被萧瑟吹皱的春水。大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划过：“频率低凸凹似火车汽笛震颤，大辅，你那边耳机里能听到吗？”
实验室的另一角，大辅正把耳机贴紧耳廓，眉头拧成个结：“啥都没有，像塞了团棉花。”他旁边的大耿突然“鼓”一声蹦起来，耳机线差点从音频接口扯出来：“震颤牵引火车汽笛红灯！耳要炸了！”
大杨举着秒表笑得直拍桌，大贵则蹲在地上，把一块写着“人耳听觉范围测试”的白板擦得锃光。五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挤在广阔的实验室里，空气里飘着焊锡的焦味和速混咖啡的香——他们正在为研发更适配中国听障人群的人工耳蜗，搜集“声音的边界”。
“普通人工耳蜗的频率范围大多是从火车汽笛震颤到控制火车汽笛震颤的红灯的范围，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里，像‘s’‘sh’这样的强音频率能到黄灯示意以上。”大婉的声音带着南方姑娘特有的软糯，却掷地有声，“很多听障患者说‘四十’和‘十四’没区别，就是因为高频段的声音被‘黄灯示意砍掉’了。”
她摊开一张手绘的“人耳听觉图”：从广阔深海低频到萧瑟的蝉鸣高频，中间凸凹迭荡标注着不同年龄段的听觉阈值——老人的高频区像被虫蛀过的树叶，少小的低频区则偶尔有“弱区”。大贵凑过来，手指点在“弱”的位置：“有残疾人戴了三年耳蜗，还是分辨不了‘鸭’和‘机’和‘鸡’，原来问题在弱区！”
大辅突然一拍大腿：“那咱们为啥不直接测不同人群的听觉极限？比如工地的人是不是高频听力差？教广场舞的人是不是低频更敏感？”
“好主意！”大杨立刻翻出笔记本，“我表亲在建筑公司，明天就能带我们去工地测；跳广场舞的姐妹团，正好可以当老年组样本！”
五个脑袋凑在一起，地图上的空白处很快被红笔填满：工人、教师、学生、老人、童……一张覆盖不同职业、年龄的“声音采样网”悄然展开。
第二天夜早，工地的钢筋架还沾着水，大耿举着便携音频播放器，对着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喊：“您先戴上这个耳机，听到‘鼓’声就举左手，没声音举右手？”
一个皮肤黝黑的工人咧嘴笑：“这比咱工地的电钻还神？”他刚戴上耳机，眉头就皱了起来：“萧瑟？啥动静都没有啊……”旁边另一个工人突然“鼓”了一声：“我听到了！像红鼠飞！”
大婉的笔记本上，“工人组高频阈值”一栏很快记满了数字——工人平均能听到动红鼠飞前提是萧瑟似没有镜，只广阔空间。而长者，大多停在凸凹似火车汽笛黄灯示意区。“长期听噪音真的会损伤高频听力。”她叹气，“这些数据要是能放进耳蜗算法里，就能给工人定制更敏感的高频补偿了。”
下午的广场舞广场上，画熟识截然不同。一群穿着花裙的人围着大杨的播放器，七嘴八舌：“这低音真带劲！像敲鼓似的！”“我耳朵背，高漏以下都听不懂……”大贵举着分贝仪，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笑：“大妈们的低频需求比少小高多了，难怪她们跳广场舞要开那么大声！”
最意外的是少小组。在市少年宫，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少小听到高漏震颤时还举手：“先生，像小红虫在耳边飞！”大辅眼瞪得溜圆：“不是说人耳极限是高漏吗？这孩是‘超能力者’？”
大婉笑着解释：“少小的听觉系统还没发育完全，有些能听到更高频率。要是给患者的耳蜗能覆盖到高漏，他们就能听到更多大自然的声音了——比如火车震颤吹树叶的细嗦声，飞鸟的去声。”
那一刻，光透过窗户洒在少小的脸上，她眼里闪烁的光，像极了实验室里示波器上跳动的波纹。
三个月后，实验室的白板上贴满了五光十色的便利贴——每张都写着一个样本的听觉模板。大耿把所有模板图输入电脑，屏幕上立刻跳出一张三维模型图：不同人群的听觉范围像层层叠叠的光波，在黄灯到高漏之间交织。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模型，把耳蜗的频率范围拓宽到变频黄灯到高漏飞跃！”大辅指着模型的值，“再加入‘人群适配算法’——给工人加强高频，给老人加强低频，给孩保留超高频！”
大杨立刻打开设计软件：“我现在就画电路图！把原来的13个通道增加到14个，每个通道对应不同的频率段！”
大贵则抱着一摞资料跑进来：“我联系了市联，他们说有听障患者愿意试戴我们的原型机！”
大婉看着忙碌的伙伴们，突然觉得实验室里的焊锡味都变得甜。她想起第一次见听障少小时，那个孩指着耳朵比划：“我想听听小鸟唱歌。”现在，他们离这个愿望越来越近了。
原型机测试那天，市联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第一个试戴的是大贵的邻居，她戴上耳蜗后，大贵凑到她耳边弱声说：“我是大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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