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乾清宫，周墨林已在门外等候，他同样一身疲惫，但眼神依旧警惕。
“大人，您的伤…”
“无碍。”陆铮摆摆手，“那位侯爷，开口了吗？”
周墨林面色凝重地摇头：“嘴硬得很，只求速死。但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个。”他递过一小块被烧得只剩一角的羊皮纸，上面有一个模糊的图案，像是一种特殊的徽记，旁边还有一个“晋”字。
“晋？”陆铮眉头紧锁。晋商案不是已经结了吗？难道还有更深的后台？或者…这指向的是新的、与山西有关的势力？
“仔细收好。另外，陛下已下严旨，彻查逆党同谋。此事…你亲自督办。”
陆铮看着周墨林，“名单，你来拟。该抓的，一个不能放过。但…能不牵连过广的，尽量控制。北镇抚司的牢房，不该成为朝堂倾轧的屠场。”
周墨林瞬间明白了陆铮的深意。这是要他在这场必然的血雨腥风中，尽可能地保持理性和底线。“卑职明白！定当谨慎行事！”
接下来的日子，北京城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紧张。
一方面，胜利的喜悦和皇帝的重赏（主要是针对陆铮和部分有功将领）冲淡了部分恐惧。
陆铮的权势和声望达到了顶点，街头巷尾甚至开始流传“陆青天”力挽狂澜的故事。
另一方面，北镇抚司的缇骑再次四出，按照周墨林精心筛选、尽量基于证据的名单抓人。
依旧有人头落地，有家族倾覆，但相比于皇帝最初“夷三族”的疯狂旨意，规模已被控制在相对“精准”的范围内。
周墨林顶住了来自各方（包括皇帝不时催促）的压力，艰难地执行着陆铮“精准清除，避免动荡”的指令。
然而，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创伤，却远非抓几个人所能解决。
通州京营的新军获得了赏银，胡小栓和柱子们终于能把拖欠的饷银捎回家。
胡大嫂捧着弟弟用命换来的银子，却哭得更厉害——市面上的粮食早已被抢购一空，有钱也难买到足量的米，药铺里的药材价格更是飞上了天。
战争的创伤首先体现在了民生之上。
杞县的张文远，听闻了京师的惊变和“陆青天”的传说，心情复杂。
他家乡的旱蝗依旧，县令和胥吏的盘剥变本加厉，仿佛京城的血战与这里是两个世界。
那点微薄的“新政”好处，早已淹没在更深的苦难之中。他开始怀疑，纵然有一个两个“青天”，又能对这积重难返的世道改变什么？
陆铮站在权力的顶峰，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疲惫。
陆铮利用皇帝的信任和当下的权威，强行推动了几件事：
以“加固城防、安置流民”为由，调用部分抄没资产，在城外设立粥厂和工棚，以工代赈，既稳定了人心，也修复了部分防御设施。
强行命令户部和工部，优先保障京营和蓟辽方向的粮饷、军械补给，哪怕因此暂时削减了其他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和官员的赏赐，引来一片怨声。
通过周墨林控制的北镇抚司，持续监控朝中官员动向，尤其是与山西、西北有牵连者，默默收集着关于那个“晋”字徽记的线索。
但他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帝国的财政已近枯竭，各地的灾情和叛乱奏报雪片般飞来，要求减免赋税、请求拨饷剿寇的文书堆满了通政司。
朝廷的运转几乎陷入僵局，党争在短暂的恐惧平息后，又以新的形式开始抬头——这一次，不少人将矛头隐隐对准了“权倾朝野、跋扈专权”的陆铮和他“滥用诏狱、罗织罪名”的锦衣卫。
这一日，陆铮不得不再次面对崇祯皇帝。皇帝的热情似乎有些消退，脸上带着倦容和新的焦虑。
“陆卿，陕西又来催饷了…还有河南、湖广…朕的内帑…都快空了…”皇帝搓着手，显得有些无助，“你抄没的那些逆产…还能支撑多久？”
陆铮沉默片刻，如实回答：“陛下，逆产虽丰，然填补历年亏空、支付军饷、抚恤赏赐之后，已去大半。若再无新的财源，恐难支撑到年底。”
“新的财源…”崇祯喃喃自语，目光不由自主地又飘向了南方，“江南…漕运何时能复？盐课…为何总是收不足？”
陆铮心中一动。他知道，皇帝的心思又回到了最初的老路上——向江南的财富伸手。
但经历了这么多，他深知江南水之深，远超想象，绝非简单粗暴的抄家所能解决。
“陛下，”他谨慎地开口，“江南经此风波，亦需时间恢复元气。臣以为，当务之急，是选派得力干臣，整顿漕运、厘清盐政，方能…”
“又是整顿！厘清！”崇祯不耐烦地打断，“朕等不了那么久！洪承畴、孙传庭都在催饷！没有饷，怎么剿寇？难道要看着李自成打进西安吗？！”
皇帝的情绪再次变得激动起来。
就在这时，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接替了之前被牵连的角色）小心翼翼地呈上一份奏疏：“陛下，南京户部侍郎钱谦益上疏，言江南士民感念陛下圣明，清除国贼，愿捐输粮饷十万石以助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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