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0日傍晚，青川县火车站的站台被夕阳染成暖金色，李泽岚拎着两个塞得鼓鼓的行李箱，侧身护着苏晴避开拥挤的人流。刚结束北京的回门宴，两人没作停留便踏上返程高铁，此刻站在熟悉的站台上，耳边商贩的吆喝声、烤红薯的焦香扑面而来，一股踏实的烟火气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惫。
“先送你回爸妈家放东西，我去薯条厂转一圈。”李泽岚接过苏晴手里的小行李箱，语气自然，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苏晴知道他心里装着事，轻轻点头：“别熬太晚，交接工作慢慢来，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对了，我下周得回北京报社上班，要是交接得快，咱们可以一起走。”
李泽岚心里一动，嘴上应着“好”，脚步却不自觉地加快——苏晴在北京的报社做时政编辑，两人此前一直异地，如今能借着工作调动团聚，这正是他最期盼的事，只是调令未最终敲定，他不愿过早透露，免得空欢喜一场。
驱车抵达青石乡薯条厂时，暮色已沉，厂区办公楼的灯却亮得整齐。作为青石乡重点扶持的乡办企业，薯条厂承载着全乡几十户种薯户的生计，即使到了傍晚，车间里仍传来机器运转的低鸣。李泽岚刚走进大门，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就快步迎上来，脸上带着爽朗的笑：“李书记，您可算回来了！番茄味薯条试产了三批，正等着您定夺呢！”
来人是马晓阳，大家都叫他小马。他今年26岁，是青石乡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李泽岚三年前刚到青石乡任乡长时，小马还是乡农技站的实习生，因踏实肯干、对农业技术上手快，被李泽岚调至身边当助理。后来薯条厂成立，李泽岚力排众议提拔他当厂长，从车间布局到产品销售，小马跟着李泽岚摸爬滚打，早已成了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新品反馈怎么样？”李泽岚跟着小马走进办公室，随手带上门，“这几天你抽空，咱们把厂里的事捋一遍，有些工作得详细跟你交代。”
小马立刻收起笑容，翻出笔记本和报表：“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县超市和邻市餐馆都想铺货，就是定价没谈拢；老周叔他们说今年种薯能增产两成，想提前签收购协议，求个安稳。”
李泽岚接过报表，指尖划过数据，逐条拆解：“番茄味薯条定价不能低于成本价1.5倍，县超市压价就提‘试销半个月，销量达标再降5分’，不能让种薯户吃亏。收购协议这周就签，加‘超产加价’条款——增产10%每斤涨2分，20%涨5分，多劳多得才提得起劲。”
他又从文件柜拿出一沓合同：“南方经销商想把订货量从5吨增到8吨，却要降价8%，你跟他们谈‘降价最多5%，但得先付30%预付款’，咱们不能光看销量，资金周转得稳。月底前必须全面检修设备，尤其是油炸线和冷链，让师傅留紧急联系方式，夜里出问题也能找人。”
小马埋头记录，时不时追问细节，两人一聊就到了深夜。离开时，小马忍不住嘀咕：“李书记，您这几天跟‘交代家底’似的，是不是要出远门啊？”
“先把工作捋顺，以后厂里的事你多担待。”李泽岚拍了拍他的肩，避开正面回答，“遇事找张卫国乡长商量，搞不定再给我打电话。”转身走向停车场时，他暗自庆幸——幸好没提前说要调走，否则厂里的人心难免浮动，小马也会背上不必要的压力。
接下来的三天，李泽岚几乎泡在薯条厂和乡政府。每天早上七点，他准时到薯条厂巡查车间，从种薯清洗到包装，每个环节都亲手示范；中午在食堂简单扒几口饭，下午就去乡政府找张卫国对接合作社和党建工作。
“‘党员联户’得盯紧，每个党员对接8户种薯户，每周上门一次，不光教技术，还得摸清老乡难处，比如看病、上学的问题，及时跟民政所对接。”李泽岚把党员分工表递给张卫国，“土豆泥车间补贴下周就批，施工队我联系好了，你帮着盯质量，排污管道绝不能污染农田，这是底线。”
张卫国接过表格，打趣道：“泽岚，你这是‘留后手’啊，该不会要被提拔了吧？调去县城或市里，可得跟哥说一声，让老乡们沾沾喜气！”
李泽岚笑着摆手：“就是事多，提前交代清楚。薯条厂是咱乡的招牌，你多帮小马把把关。”他依旧没提调去北京的事，一来怕消息走漏影响稳定，二来也想等调令彻底落定，给苏晴一个惊喜——两人异地多年，终于能在同一座城市扎根，这份喜悦，他想留到最后揭晓。
这三天里，小马天天跟着李泽岚连轴转，从生产调度到销售谈判，李泽岚把三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6月12日晚，两人在食堂吃泡面，小马突然开玩笑：“李书记，您这阵仗跟‘交代遗言’似的，该不会要调走，不管薯条厂了吧？”
李泽岚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随即笑了：“别瞎猜，你跟着我三年，从实习生到厂长，早把这里摸透了。乡办企业不容易，守住‘让老乡挣钱’的初心就行。”看着小马认真的眼神，他心里满是欣慰——把薯条厂交给这样的人，他才能真正放心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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