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慈恩寺的钟声突然变得急促而杂乱。往日里香火缭绕的寺庙前,一队秦军士兵正荷枪实弹地守着山门,寺内的僧侣们被集中在大雄宝殿前,个个面色惶恐,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陛下有令,所有僧人,三日之内收拾行装,随使团前往印度传法。”为首的校尉声音冰冷,将一份圣旨扔在方丈面前,“愿意去的,朝廷供给盘缠,赏赐土地;不愿去的,按抗旨论处,寺产充公,人入苦役营。”
方丈捡起圣旨,双手颤抖。慈恩寺是长安有名的古刹,历代高僧辈出,香火鼎盛。可如今,一道圣旨就要将全寺僧人赶往万里之外的异域,这哪里是传法,分明是流放。
“大人,我等一心向佛,只想在长安修行,还请大人回禀陛下,收回成命……”方丈苦苦哀求,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
校尉冷哼一声,一脚将旁边的香炉踹翻,香灰撒了一地:“陛下说了,佛渡众生,难道只渡中原人,不渡印度人?印度那边佛法昌盛,正好让你们去‘交流’,怎么,怕了?”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威胁。所有人都知道,陛下对佛门算不上待见,尤其是那些坐拥大量土地、不交赋税、还时常煽动百姓的寺庙,更是眼中钉。这次让僧人去印度,名为传法,实则是釜底抽薪——既消耗佛门势力,又能用他们去对抗印度本土的宗教,可谓一举两得。
消息传开,长安的佛门震动。有的寺庙选择顺从,开始收拾经卷法器;有的寺庙试图反抗,藏匿僧人,结果被秦军抄家,住持被当众斩首,杀鸡儆猴。短短三日,长安及周边的上千名僧人被集中起来,装上了前往印度的船队。
这些僧人里,有年逾古稀的高僧,也有刚剃度的沙弥。他们穿着统一的僧袍,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码头边,望着越来越远的长安城楼,不少人忍不住落泪。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异国的香火,还是未知的凶险。
与佛门的被迫迁徙不同,道教的传道之旅,更像是一场“利诱”。
终南山深处,楼观台的道士们正围着一张告示议论纷纷。告示是朝廷贴的,上面写着:凡愿前往西域、欧洲传法者,赏黄金百两,赐“国师”称号,可携带弟子、法器,沿途官府全力配合;若能让异族人信道者过万,再加封爵位,子孙世袭。
“西域?欧洲?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年轻道士挠着头,满脸好奇。
观主是个白须老道,捻着胡须沉吟道:“听说在万里之外,有金发碧眼的蛮夷,不信三清,只信什么‘上帝’,杀戮成性。朝廷让我们去传道,怕是没那么简单。”
“可黄金百两,还有爵位……”另一个道士眼睛发亮,“咱们在山里清修,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要是能得个爵位,子孙后代都能享福。”
道士们大多是闲云野鹤,不重名利,却也架不住朝廷的“糖衣炮弹”。更让他们心动的是告示里的一句话:“西域有不死药草,欧洲有长生泉,得之可增寿数。”
这话半真半假,却是李砚的“攻心之术”。他知道道士们痴迷炼丹修仙,用“长生”诱惑,比什么都管用。果然,不少道士被说动,开始收拾丹炉、法器,准备踏上西行之路。
楼观台的观主最终也动了心。他年轻时曾云游四方,见过太多战乱疾苦,觉得若能将道家的“清静无为”传到异域,或许能减少些杀戮。于是,他带着五十名弟子,加入了传道的队伍。
相比佛道两家的“被动”,李砚扶持的“神庙”势力,则主动得多。
这些神庙的祭司,大多是萨满出身,熟悉草原和西域的习俗,信奉“天可汗”(李砚给自己加上的尊号),将李砚视为神的化身。他们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利诱,只要李砚一声令下,便会带着法器和图腾,前往任何地方。
“告诉那些蛮夷,天可汗是唯一的真神,顺从者得福,反抗者遭灾。”祭司们在草原上宣讲时,总会举起刻有李砚头像的图腾柱,声音洪亮,“看看大秦的铁骑,看看会喷火的铁管子,这都是天可汗的恩赐!”
这些祭司的传教方式简单粗暴,却异常有效。在西域和草原,不少部落本就信奉萨满,看到祭司们能“沟通天可汗”,带来粮食和武器,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转而供奉起李砚的图腾。
三路传道队伍,如同三支无形的军队,随着秦军的脚步,向印度、西域、欧洲蔓延开去,一场没有硝烟的“信仰战争”,就此打响。
印度的恒河流域,佛门的“战场”最先铺开。
长安来的僧人抵达后,赵勇给他们划了一块土地,让他们修建寺庙,传经说法。这些僧人很快发现,印度人对佛教并不陌生——这里本就是佛教的发源地之一,只是后来被印度教取代,信徒不多。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他们沿用了中原的旧称)来的,带来了佛陀的真经。”一个高僧在恒河边讲经时,用刚学会的梵语说道,“佛陀说,众生平等,没有种姓之分,只要向善,皆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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