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1年，南京的初夏比往年早了近半月。
朝天宫前的青石板广场上，新草刚从砖缝里探出头，就被来自各省的考生踩得蔫了大半。
这是大夏朝立国后的第五次科举，更是郑森登基建元、平定北方后，第一次亲自主持的科举。
广场东角，一个穿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背着半旧书箱的山东考生，正凑到同伴耳边压低声音，手指在袖口里紧张地绞着。
他叫李存义，是山东曲阜乡下的穷秀才，为了凑路费，家里卖了半亩薄田，若这次考不上，回去都没脸见爹娘。
听说了吗？这次科举不一样，不止考四书五经！
他的声音带着点颤。
陛下亲口在国子监说的，第一天考四书五经，第二天考策论，问的是朝廷赋税征收办法，第三天还要考算学和行军布阵的图！
考算学？
旁边一个穿锦缎长衫、腰间挂着羊脂玉佩的考生皱起眉头，声音不自觉拔高了些，引来周围几道目光。
他叫王耀祖，是江南苏州世家子弟，祖父曾是明朝的翰林院编修，家里早就为他铺好了路，本以为科举只是走个过场。
他连忙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不屑。
咱们是来考功名、将来当知府、按察使的，学那些工匠商贾才用的算术，难道要去管铺路修桥、算粮草损耗的琐事？
你懂什么！
不等李存义开口，旁边一个戴青色方巾、手里攥着卷翻得卷边的《农政全书》的江南考生就接了话。
他叫徐元文，父亲是江南的小吏，去年河南旱灾时，他跟着父亲去灾区赈过粮，亲眼见地方官因算不清损耗，让赈灾粮被豪强截留。
他指尖因为用力攥书，泛出淡淡的白。
陛下上个月在国子监讲学就说，当官要能做事，只会背“之乎者也”，怎么知道百姓一亩地能收多少稻子？
怎么算得出守边疆要多少粮草、多少民夫？
去年河南旱灾，就是因为有个县官不会算运输损耗，多报了三成粮，结果真到灾区，粮食不够，不少百姓饿了好几天！
考生们的议论声顺着风飘到宫墙上。
郑森站在朱红色的宫墙后，玄色龙袍的下摆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素色的衬布。
他看着下方人头攒动的场景，嘴角不自觉露出笑意，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这次科举，他就是要打破“唯经书论”，选出些真正懂民生、会做事的人。
冯厚敦站在郑森身边，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名册，手指在“一千名考生”那行字上轻轻点了点。
这份名册他核对了三遍，每个考生的籍贯、家境都备注得清清楚楚。
陛下，这次各省共选送了一千名考生，从各县到京城的路费、食宿，都是从漕运盈余里拨的款，这在大夏还是头一遭。
他的声音很轻，怕打扰郑森的思绪。
郑森的目光扫过广场上那些穿粗布衣服的考生，语气柔和了些，指尖轻轻敲着宫墙的砖缝。
“不少考生家境贫寒，却有真才实学，若是因为路费问题错过科举，那是大夏的损失。”
他顿了顿，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
“朕要的是能帮百姓修水利、算赋税、守边疆的官，不是只会靠祖上传下来的声望，在朝堂上空谈仁义的世家子弟。”
科举第一天，郑森亲自在文华殿出题，考题是“仁政与务实”。
他特意避开了“君臣大义”“天命所归”这类空泛的题目，就是想看看，这些考生是否还抱着明朝的旧观念，把“仁政圣德”当成嘴上的口号，而不知要落到“让百姓吃饱饭、穿暖衣”的实处。
阅卷时，郑森坐在御书房的御案后，手里拿着一支紫毫朱笔，逐份翻看答卷。
大多答卷都还停留在“仁政当以教化为本，使百姓知礼义”“务实当以礼法为先，使官吏守规矩”的老调子上，看得他眉头越皱越紧，甚至忍不住在一份答卷上批注“空谈误国”。
直到翻到一份字迹工整、墨色均匀的答卷，上面写着“仁政非空谈，当以百姓温饱为先，治河修渠、劝农桑、减赋税方为实；
务实非苛政，当以边境安稳为本，练兵筹粮、清吏治、惩豪强方为真”，落款是“江南考生徐元文”。
“这个徐元文，有点意思。”
郑森把答卷递给身边的冯厚敦，指尖还在“治河修渠”那几个字上轻轻划了一下。
“思路清晰，不迂腐，知道仁政要落到具体的事上，是个可用之才。”
他叮嘱道。
“你把他的策论找出来，朕倒要看看，他对赋税问题有什么具体办法，将来若是合格，派去地方管民政，定能帮百姓做事。”
第二天考策论，题目是“如何解决大夏赋税不均之弊”。
考生们的答卷五花八门。
王耀祖在答卷里说“商人逐利，不当轻税，应加重商税，补贴农税”，却没提商人若税重会抬高物价，最终还是百姓受苦。
李存义说“应减免农民赋税，让百姓有粮可存”，却没说减免后朝廷的军饷、水利工程款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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