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分析道:“从认知层面看,这批干部对‘艰巨任务’的理解是清醒和务实的。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系统性、复杂性,也在思考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反映了干部教育培训的进步——从单纯的政治灌输,转向能力建设和问题导向。”
小林补充:“但我也注意到一种隐忧: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惯性’‘阻力’‘压力’。这说明在我们的治理体系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个人的觉悟和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环境不优化,个人很容易被系统同化或吞噬。”
赵晓颖静静听着,然后在笔记本上写道:
“今日研讨给我的核心启示:‘艰巨任务’之所以艰巨,不仅在于任务本身的复杂度,更在于完成任务所必须突破的多重障碍:
1. 思维惯性的障碍——如何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从‘短期政绩导向’转向‘长远发展导向’;
2. 利益惯性的障碍——如何打破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
3. 能力不足的障碍——如何提升干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专业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
4. 制度环境的障碍——如何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保护担当的体制机制。
而干部们的应对思路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底线思维(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系统思维(注重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三是过程思维(重视程序正义和民主参与)。
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良好的认知和意愿,能否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态中转化为持久的实践?个人觉悟如何与制度创新形成良性互动?”
写完这些,她抬起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准备出发’的状态。但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追踪研究,看看这些干部上任一年后、三年后,是否还能保持今天的初心和锐气。”
“这是个好主意。”王工点头,“纵向追踪比横向对比更有说服力。”
老方导演忽然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普通公务员的声音?那些不在领导岗位,但却是政策最终执行者的科员、办事员。他们眼中的‘艰巨任务’是什么?他们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选择?”
赵晓颖眼睛一亮:“没错。政策的善意,往往在执行环节被扭曲或消解。如果我们只关注决策者和受益者,而忽略了执行者这个关键环节,画面就不完整。明天,我们去政务服务大厅。”
第二天上午,清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这个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厅,集中了四十多个部门的办事窗口,每天接待群众上万人次。团队没有惊动管理层,而是以普通办事群众和观察者的身份进入。
在二楼的“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赵晓颖遇到了正在指导群众操作的引导员小陈。小陈二十六岁,在这里工作三年了。
“你觉得这份工作最难的是什么?”赵晓颖问。
小陈擦了擦额头的汗:“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系统操作可以学;也不是群众态度——大多数人都是讲道理的。最难的是当群众的合理需求,遇到部门的死板规定时,那种无力感。”
她举例说:“上周有位大爷来办房产继承,需要他九十多岁卧床不起的母亲到场签字。我们系统规定必须本人到场或公证委托。大爷急得直掉眼泪,说老母亲根本出不了门,公证处上门服务要排队一个月,而他又急着用钱给母亲看病。”
“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陪大爷去求我们领导,领导又去找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领导,层层请示,最后特事特办,由我们派人上门录像确认老人意愿,作为补充材料。”小陈说,“办成了,大爷千恩万谢。但我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能更人性化一点?为什么每次都要‘特事特办’,而不能让‘特事’变成常规?”
在市场监管局的窗口,团队和一位工作了十二年的老科员聊了聊。他坦言:“我们窗口的艰巨任务,是在严格把关和高效服务之间找到平衡。比如企业登记,材料齐全的话半小时办结,这是承诺。但有些材料到底算不算‘齐全’,就有很大弹性。严格把关,可能拖慢速度,被投诉;放松一点,万一出问题,又是责任。”
“你怎么把握这个度?”
“靠经验和良心。”老科员苦笑,“说实话,有些模糊地带的规定,上级文件不会写那么细,全靠我们一线人员自己把握。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明文禁止的,只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只要群众确实有实际困难的,能通融就通融。当然,所有通融都必须记录在案,集体讨论,防止个人寻租。”
中午,团队在员工餐厅和几个不同部门的窗口人员一起用餐。谈话更加放松,抱怨也更加真实。
“最怕的是政策‘打架’。”税务窗口的小张说,“比如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税务总局一个文件,省局一个细则,市局又一个补充规定,有时还不完全一致。我们窗口人员夹在中间,群众问起来,我们解释不清,只能层层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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