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发言者都带着焦虑，但也透着决心；承认困难，但更在思考路径。赵晓颖快速记录着，她注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没有人大谈特谈宏伟蓝图，更多人关注的是具体难题和解决方案；很少有人强调个人能力，更多人在思考机制建设。
上午的研讨结束后，团队在党校食堂用餐。王工若有所思：“这些干部对‘艰巨任务’的理解很务实，没有空话套话。但我在想，他们现在说得很好，真正上任后，在各种压力下，还能坚持这些想法吗？”
“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小林说，“不过至少，他们有了正确的认知起点。比起那些一上来就大谈GDP增长、大干快上的干部，这批人似乎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下午，团队受邀参加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与部分学员深入交流。地点在党校的一间小会议室，六位学员代表参加，氛围更加轻松。
赵晓颖开门见山：“上午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问一个可能有些尖锐的问题：你们认为，完成这些艰巨任务，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哪里？”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即将赴任县长的女干部先开口：“我认为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惯性思维’。在基层工作多年，我深知很多干部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管理方式——上级部署，下级执行；重视短期见效，忽视长远基础；喜欢做容易出政绩的‘显性工作’，回避需要久久为功的‘隐性工作’。要改变这种惯性，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
发改委的那位男干部接着说：“除了思维惯性，还有‘利益惯性’。一些重大项目的推进，背后是复杂的利益格局。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会触动很多人。这些人可能不会公开反对，但会用各种方式拖延、变通、消解改革措施。这需要智慧和勇气。”
年轻纪委监委干部点点头：“我补充一点：‘圈子文化’的惯性。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人际关系网往往比制度规定更有力量。严格执纪监督，可能会被认为‘不懂规矩’‘不近人情’。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又能团结大多数，这确实是个考验。”
一位之前没发言的学员，将赴任区教育局长的女干部插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阻力被低估了，那就是‘能力恐慌’。新时代新任务，对干部的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干部不是不想干好，而是不会干、不敢干。这就需要系统的培训赋能，而不仅仅是提要求、压担子。”
话题逐渐深入。赵晓颖继续问：“如果面对这些阻力，你们会如何选择？比如，当坚持原则可能影响个人晋升时，当推动改革可能得罪重要人物时，当倾听群众呼声可能与上级指示不完全一致时？”
这次沉默更长一些。即将赴任县长的女干部深吸一口气：“说实话，我不知道到时候具体会怎么做。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任何决策，必须能当着全县人民的面说清楚理由；任何妥协，不能以损害群众核心利益为代价。如果因为坚持这个底线而影响晋升，那我也认了。”
“认了之后呢？”赵晓颖追问。
“那就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她回答得干脆，“我相信一个道理：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风气，是靠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一点一点改变的。也许我一个人改变不了大局，但只要我守住自己的岗位，就能影响一个县的教育生态；只要这个岗位一直由守住底线的人占据，这个生态就会慢慢改善。”
发改委干部笑了：“你这是理想主义。但我们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我的想法可能更实用一些：我会尽量在制度框架内寻找最优解。比如一个项目遇到阻力，我不会硬碰硬，而是会寻找更高层级的政策依据，会组织更充分的专家论证，会争取更广泛的群众支持。用程序正义和科学决策，来对抗非理性的阻力和利益输送。”
纪委监委的年轻干部则说：“我的选择空间可能更小，因为职责所在，必须坚持原则。但我理解，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是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发展。所以我会注重方式方法，比如更充分地听取当事人陈述，更精准地把握政策界限，更有效地做好思想工作。让被处理的人心服口服，让周围的人受到教育。”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赵晓颖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五年后，你们回头看今天的谈话，希望自己做到了什么？”
六个人的回答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自己“没有变成曾经讨厌的那种官僚”，都希望“对得起这个岗位所托付的信任”，都希望“留下一些能让群众记得住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离开党校时，夕阳西下。团队在校园里的长椅上坐下，整理今天的收获。
老方导演首先感叹：“今天的对话，让我对这些‘体制内’的干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是想象中的官僚面孔，而是一群有焦虑、有思考、有理想的活生生的人。镜头应该捕捉这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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