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春，北府军的赤旗终于插遍了长安外郭城的城头。渭水决战的胜利，如同摧枯拉朽般扫清了外围所有抵抗，这座历经沧桑的十三朝古都，如同一位褪尽了华服、仅剩残破内衬的贵妇，彻底暴露在北府军的兵锋之下。然而，当刘裕率领主力抵达城下时，他并未选择立刻发动最后的猛攻，而是下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命令——围城。
巨大的军营如同铁桶般，将长安城团团围住。壕沟深挖，栅栏林立，哨塔星罗棋布，巡逻队昼夜不息。北府军的这次围城，与当初围攻洛阳时的心情已然不同。少了些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多了些稳操胜券的从容，但同时也伴随着远比攻克洛阳时更为沉重和复杂的隐忧。
坚城犹在，困兽犹存
长安并非不设防的空城。尽管主力尽丧，尽管皇帝姚泓庸懦，但这座城毕竟曾是强秦的心脏，城高池深，储粮虽非极度充裕，却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耗尽。退守内城的后秦残余势力，在姚绍、姚鸾等少数尚存气节的将领组织下，依旧进行着绝望而顽强的抵抗。
他们深知已无路可退，投降未必能得善终，因此抵抗格外疯狂。每一次北府军的试探性攻击，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击。檑木、滚油、箭矢，从高大的城墙上倾泻而下。巷战中，秦军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节节阻击，甚至发动同归于尽式的反扑。攻克长安，注定仍要付出相当的流血代价。
刘裕不愿用北府健儿的鲜血去填平这座注定陷落的城池。他更倾向于围困，利用时间和技术优势，慢慢绞杀守军的斗志和生存空间，迫使其内乱或投降。这是最经济、也是最能保全实力的方式。
千里馈粮，后勤如山
然而，围城，尤其是围困长安这样的大城，本身就是一场对进攻方后勤体系的极端考验。北府大军十数万人，每日人吃马嚼，消耗的粮草是一个天文数字。
粮道，那条从青州、徐州，经洛阳、潼关，蜿蜒千里的生命线，此刻变得无比脆弱和漫长。尽管有“武装粮车”和“游骑猎杀队”的护卫，但漫长的补给线依然如同一条暴露在狼群面前的巨蟒，随时可能被咬断。
最大的威胁，依旧是北魏。拓跋嗣虽未大规模南下，但其骑兵如同幽灵般，在黄河以北游弋，时不时南下袭击粮队、焚烧粮仓。每一次成功的袭击，都意味着前线数千人可能断粮。北府军不得不分出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专门用于保护粮道，这进一步分散了本可用于攻城的兵力。
此外，自身的消耗也极其惊人。打造攻城器械需要巨量木材、铁料；维持强弩劲弓需要源源不断的箭矢；人马需要药品、盐巴、被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遥远的后方输送而来。民夫征发无数，牛马累毙于道，漕运船只川流不息，依然感到捉襟见肘。
陈衍的工坊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护和补充，而非研发新装备。他不断计算着物资的消耗速度，焦虑地看着库存的各类原料飞速下降。技术的优势，需要庞大的后勤体系来支撑，这根弦已经绷紧到了极限。
建康阴云，掣肘愈紧
就在前线后勤压力最大的时候，来自后方建康朝廷的掣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如同阴冷的绳索，悄悄套在了北府军的脖颈上。
以录尚书事谢混、尚书左仆射王珣等人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对刘裕的忌惮和恐惧，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而日益加深。一个功高震主、手握重兵、即将收复两都（洛阳、长安）的寒门统帅，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北伐，但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隐形的“软抵抗”。
粮饷拖延与克扣： 发往前线的粮草军资，总是“在路上遇到困难”——或是漕运不畅，或是地方征收不力，总是迟迟不能足额送达。即使送达，也常常以次充好，甚至掺杂沙土。朝廷的拨付诏令冠冕堂皇，但到了具体执行层面，便被各种“不得已”的借口层层折扣。
人事掣肘与谗言： 刘裕表奏前线有功将士的升迁赏赐，往往被中书省、吏部以各种理由拖延、驳回，或需反复请示，效率极其低下。同时，各种针对北府军将领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建康流传，什么“拥兵自重”、“纵兵劫掠”、“心怀异志”等等，恶毒而隐蔽，试图抹黑北伐军的形象，离间君臣。
“体恤民力”的舆论： 门阀们开始在高门宴饮、清谈场合，看似忧国忧民地议论北伐耗损国力过巨，江东民力疲惫，应“见好就收”，“适可而止”。这种论调极具迷惑性，试图为拖后腿的行为披上合理的外衣，并影响朝野舆论。
暗中牵制： 甚至有迹象表明，某些门阀与北方的北魏势力存在着隐秘的联系，试图借外力平衡刘裕的势力。虽然证据不足，但这种可能性像毒刺一样扎在刘裕心中。
刘裕面对来自后方的冷箭，愤怒却又不得不隐忍。他多次上表陈情，言辞恳切又暗藏锋锐，陈述前线艰难，催促粮草，驳斥谣言。但建康的回复总是程式化的敷衍、安慰和空头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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