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府军在刘裕的统帅下，如同精密的战争机器，一步步碾碎潼关、武关的天险，并紧锣密鼓地筹备应对北方巨兽的獠牙时，在他们西征的目标——长安城内，呈现出的却是一幅截然相反的、末日来临前的疯狂与混乱图景。
后秦这座原本曾一度雄踞关陇的帝国大厦，并未首先被外部的重锤击垮，而是从其最核心的梁柱深处，发出了令人齿酸的、自我毁灭的断裂之声。一切的根源，皆源于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姚秦皇室，那无可救药的昏聩与内耗。
仁弱之主，难驭豺狼
后秦主姚泓，作为姚兴的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帝位。然而，他与其父的雄才大略相去甚远，甚至与其彪悍的羌人先祖也格格不入。史载其“孝友宽和”，在承平之世或可为一守成之君，但在国难当头、强敌环伺的存亡之秋，这种性格便成了致命的弱点。他优柔寡断，缺乏决断力，对臣下尤其是对自己的兄弟子侄，过于宽仁，乃至到了懦弱放纵的地步。
面对北府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姚泓的反应迟缓而混乱。他既想集结兵力全力御敌于国门之外，又担心将领兵权过重威胁自身；既想倚重宗室兄弟共同抗敌，又无法压制他们日益膨胀的野心和相互倾轧。他的诏令往往前后矛盾，朝令夕改，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中枢决策效率极其低下。
兄弟阋墙，祸起萧墙
姚泓最大的噩梦，并非来自城外的刘裕，而是来自他的血脉至亲。姚兴生前子嗣众多，且多授以兵权镇守四方。姚泓的弟弟们，如姚弼、姚愔、姚耕儿等，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早已对帝位虎视眈眈。
尤其以广平公姚弼为甚。他性格桀骜凶狠，野心勃勃，且手握一部分禁军兵权。早在姚兴病重时，他就曾阴谋作乱，试图抢夺储位，失败后被姚兴勒令归第，但仍贼心不死。姚泓即位后，非但没有趁势削其兵权，严加管束，反而念及兄弟之情，很快又让他参预朝政。
这无异于纵虎归山。姚弼回到权力中心，非但不思同心抗敌，反而将刘裕的入侵视为天赐良机，加紧了篡逆的步伐。他利用姚泓的软弱，不断安插亲信，结交党羽，在朝中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集团。
姚愔之乱：血溅宫闱
义熙十二年冬，就在北府军猛攻潼关之际，长安发生了第一场公开的宫廷流血事变。
尹冲、姚愔等人，或许是不满姚泓的庸懦，或是受了姚弼的蛊惑煽动，竟密谋趁姚泓出宫祭祀之机，发动政变，控制皇宫，欲行废立。
政变当夜，叛军猛攻皇宫端门。宿卫的禁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宫墙内外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姚泓吓得魂不附体，躲在深宫瑟瑟发抖，几乎束手无策。幸亏时任卫大将军的姚绍闻讯，率亲兵死战，拼死守住宫门，并紧急调兵平叛。
一场混战，叛军最终被镇压，姚愔、尹冲等人兵败被杀或被擒后处死。宫阶之上，血流漂杵。
这场叛乱虽然被扑灭，但对后秦政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暴露了姚氏皇族内部的分裂和姚泓控制力的极度虚弱。更重要的是，它清洗掉了一批可能忠于皇室或至少能带兵的将领，进一步削弱了本就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而最大的赢家，似乎是躲在幕后、未曾直接出手的姚弼，他的潜在竞争对手又少了几个。
姚弼的末日狂欢
姚愔之乱后，姚弼的野心更加膨胀，几乎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他见姚泓经过此事后更加惊惶失措，愈发肆无忌惮。他私自扩充府邸卫队，其规模甚至远超亲王规制，公然僭越。他频繁召集心腹密谋，长安城中流言四起，皆言“广平公将代天自立”。
姚泓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彻底铲除这个危险的弟弟。他只是下诏斥责，试图以言辞约束，这在对权力充满贪婪的姚弼看来，简直是可笑至极的软弱。
最终，在朝中尚有良知的大臣姚绍一再苦谏和压力下，姚泓才勉强下令，收缴姚弼的部分武装，再次勒令其归府反省。然而，这道迟来的、软绵绵的命令，已经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姚弼抗旨不遵，竟狗急跳墙，纠集麾下死士和私人武装，准备做最后一搏，直接攻打皇宫！一场比姚愔之乱更加血腥的兄弟相残，眼看就要在晋军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爆发！
这一次，姚绍等忠直之臣不再等待昏聩君主的命令。他们当机立断，抢先调兵包围了姚弼府邸。经过激烈战斗，姚弼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尽，姚弼本人被就地处死。
姚泓得知弟弟被杀，竟“悲哭不已”，还试图责怪姚绍等人。其昏聩仁弱，至此已无可救药。
姚弼之死，并未给长安带来安定，反而如同摘除了一颗毒瘤的同时，也导致了更大的政治真空和混乱。姚弼的势力盘根错节，其党羽的清洗又牵连甚广，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国力大损，人心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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