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一股不同于龙州湿润山风的、干燥而略带尘嚣的气息扑面而来。陆野随着人流走出航站楼，看着眼前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恍惚间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从西南边陲的雨林迷雾，到国家中枢的京畿重地，环境的剧变也预示着任务性质的截然不同。
部里派来的接机人员是一位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十分干练的年轻干部，姓林。
“陆局，一路辛苦。我是林朗，部里‘七·二七’专项办公室的，负责您这次的联络和后勤。”林朗接过陆野简单的行李，引着他走向一辆黑色的轿车。
“七·二七？”陆野捕捉到这个代号。
“是的，这是部里为重启‘断箭行动’调查设立的临时代号。”林朗解释道，语气谨慎而专业，“办公室设在部档案馆附近的一个独立小院，环境相对安静，便于工作和保密。”
车子没有进入部机关大院，而是穿行在京城错综复杂的胡同里，最终停在一个青砖灰瓦、看起来颇有年头的老式院落前。朱红的大门紧闭，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两个不起眼的摄像头。
院内别有洞天，经过现代化改造，设施齐全且安保严密。林朗将陆野带到一间准备好的办公室，“陆局，您先休息一下，熟悉环境。调查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定在明天上午九点。相关的背景资料已经放在您桌上了。”
陆野道谢后，林朗便礼貌地告辞离开。
办公室很简洁，一张办公桌，一台内网电脑，一个书柜，一套沙发。陆野走到办公桌前，上面果然放着一摞厚厚的、带着档案袋特有气味的卷宗材料，封面上印着红色的“绝密·‘七·二七’专案”字样。
他深吸一口气，坐下来，打开了最上面的一份档案。
里面是关于“断箭行动”最原始的、仅限于极少数人阅览的绝密报告副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报告内容与冯劲松日记和赵志军供述能相互印证：1970年冬，兵团第3师第27团直属队执行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护送一批特殊“物资”前往边境。途中遭遇极端天气，车辆坠冰河，司机马秋收牺牲，一名当地蒙古族儿童格日勒图不幸落水身亡。任务最终“完成”，但所有参与者被要求严格保密，事件被定性为意外事故。
报告措辞严谨，但陆野敏锐地注意到几个细节：一是关于“物资”的具体描述极其模糊，只用了“特殊重要器材”一带而过；二是对格日勒图落水过程的描述非常简单，且强调“救援未果”；三是报告中提及的现场最高负责人，并非冯劲松，而是一位名叫“吴国华”的上级特派员，此人在任务结束后不久便调离原单位，几年后因病去世。
吴国华……这个名字，在冯劲松的忏悔信中似乎提到过，语气充满了无奈和隐忍。
陆野继续翻阅。后面是一些当年参与人员的简要背景资料，包括冯劲松、张爱国、李卫东、王丽华、孙福贵、胡建军（胡老倔），以及牺牲的马秋收。资料很简略，大多是入伍登记表和几次常规考核记录。
关于那些“龙纹木箱”，档案中没有任何直接记载。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
他打开内网电脑，登录了“七·二七”专案的内部系统。权限很高，可以链接到全国户籍、出入境、文物登记等多个数据库。他尝试输入“吴国华”、“龙纹木箱”、“青黑色龙形纹饰”等关键词进行检索。
关于吴国华，系统显示其确已于1978年因肝癌去世，其直系亲属也大多不在国内，调查线索似乎断了。
而“龙纹木箱”和纹饰检索，则弹出了海量的、大多无关的信息。从博物馆藏青铜器到现代仿古工艺品，数量庞大，筛选难度极高。
一下午的时间在紧张的阅读和检索中飞快过去。直到林朗敲门提醒他去食堂吃晚饭，陆野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抬起头，感到一阵疲惫和……兴奋。
挑战越大，揭开真相的动力就越强。
晚饭是在小院内部的食堂解决的，自助餐形式，吃饭的人不多，彼此点头致意，并不多言，气氛严肃而高效。陆野看到了几位同样气质沉稳、年龄各异的人，估计就是调查组其他部门的成员。
第二天上午九点，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小院的会议室准时召开。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了七八个人。主持人是公安部一位主管刑侦和档案工作的李副局长，年纪约莫五十多岁，目光锐利，不怒自威。他简单介绍了与会人员：除了陆野，还有来自中央档案馆的资深研究员、国家文物局的鉴定专家、以及纪检系统的一位同志。
“同志们，‘七·二七’专案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彻底查清1970年‘断箭行动’的真相，尤其是搞清楚那批所谓‘特殊物资’的真实面目和最终去向，查明是否存在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给历史一个交代。”李副局长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有力，“此案年代久远，线索稀少，且可能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调查工作必须严格保密，扎实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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