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船的蒸汽机发出沉重的轰鸣，打破了加勒比海午后的宁静。
站在船头的驾驶舱，身着官服的陈兰彬，字荔秋。
他出身翰林，是典型的清朝传统文官，凭借进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后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最终成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 。
然而，他此行并非为了礼仪往来或文化交流，而是肩负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政使命：调查在古巴饱受虐待的华工境况 。
他身后的两位，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江汉关税务司马福臣，另一位是来自法国的天津关税务司吴秉文。
这两位由总理衙门总税务司赫德遴选的外籍雇员，是此次调查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兰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这些外籍雇员的存在，本身就象征着本国外交的蹒跚步履。
传统朝贡体系已然崩溃，而现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体系与国际法，政府尚在艰难摸索之中 。
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政府不得不借助外籍官员的身份，以期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赢得一丝公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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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臣有些感慨。他摘下头顶的软帽，任窗户进来的海风吹乱他金色的头发。
“陈大人，从海关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马福臣的中文很是生硬，但语意清晰，“我们常说契约华工，但在华南沿海，这根本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奴隶贸易。那些外国船主和商人为了攫取巨额利润，不惜采用绑架、诱骗等手段，将大批百姓送上远洋的船只。这些被掠卖的华工，许多人甚至活不到抵达古巴的那一天，航行期间的死亡率就超过了百分之十 。”
陈兰彬闻言，眉头紧锁，轻轻叹了口气。
“马司所见，本官非不知也，”他缓缓道，“朝廷于海外华工之苦，历年亦有听闻。说来惭愧，依我旧见，出洋谋生者多被视为化外顽民，或愚而自陷，或贪利受欺……然动身前，我细阅总理衙门所收诉状。其中一信，自比浪子哭诉于父母，字字泣血，备述华工在古巴所遭苛待：工时极长、食劣如畜、动辄私刑拷打，更兼当地官府祖护雇主，有冤难申……读之如刃刺心。彼非化外之民，实是我血肉同胞。”
旁边的吴秉文一直静静聆听，此刻他接过话头，补充道。
“陈大人，您的感触，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华工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抵抗精神 。在种植园和制糖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压迫。这些反抗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并非无知、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有尊严的个体。或许正是这批华工，以及随后而来的中国人，才打破了古巴社会传统的非白即黑的种族结构。”
陈兰彬微微颔首，面露深思。
他原以为是来拯救“愚民”，却不料这群被视为“弃民”的同胞，早已在远乡挣扎出新天地，甚至重塑了他乡之社会肌理。
他素所持守的儒家认知，正被眼前事实寸寸瓦解。
从出海到旧金山，船上那个强硬到不给他这个“天使”丝毫面子的陈九，以及金山那些华人，已经让他觉察了许多。
他一开始还为这些海外侨民“目无王化”所震怒，出海这么久，在美国处处碰壁，又看到了旧金山之外很多华人的艰难，内心已经动摇了许多。
连他这个大国“天使”，洋人都动辄不给面子，折辱之事层出不穷，那些苦力又是何等艰难？
一言难以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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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继续向前，马福臣接着说。
“陈大人，此次调查，绝非一场单纯的慈善之举，”
他收起严肃的表情，语气变得更加现实，“这更像是一场由清政府发起的外交官司。西班牙当局一直以来都否认对华工的虐待，并声称贵国拿不出任何证据 。因此，贵国总理衙门派遣我们，以体现调查的公开公正，目的便是收集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日后在国际社会上与西班牙的交涉赢得主动权。”
吴秉文点了点头，补充道：“并且，此行时机也极为特殊。古巴正处于战争的血腥冲突之中。这场战争从1868年开始，由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领导，其核心诉求除了独立，还包括废除奴隶制 。古巴东部是游击战的中心，叛军采取烧毁甘蔗园的焦土战术，而西班牙殖民当局则以高压政策进行残酷镇压 。整个岛屿社会动荡，经济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
“调查恐怕不会顺利。”
陈兰彬心里很沉重，清政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弱势，让他感到无力。
“二位所言极是。朝廷处理洋务，素无经验。此前西人屡屡狡辩，衙门竟无计可施。此番特命我将调查报告呈交英、法、德、俄、美五国公使，请其公断，实是欲借国际之势，为我撑持几分公道……诚乃无奈之法。以大清如今之外交实力，尚难独对西洋强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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