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鸣谦听令！”朱元璋的声音响彻港口，“朕命你为水军大都督，节制沿海十二卫所，即日起筹备跨海之战！”他转身对我道，“澜儿，你的‘海巡司’也该挂牌了——刑部的人，该学学怎么在海上断案。”
我叩首在地，呈上《海巡司章程》：“海巡司设海上法庭，商船纠纷可当场审判，海盗案件十日结案。”指向停泊在港口的“公平号”审判船，“此船配备算筹官、律法官、百姓陪审员，让海上的事，海上了结。”
方鸣谦的舰队出发那日，我站在了望台上看着蒸汽战船的烟囱喷出黑烟，形成长长的云带。常静徽递来最新的商税数据：“海禁开放一年，商税已占国库收入四成，农税降至三成。”她的算筹袋上多了枚倭国银币，“瀛洲的商人听说咱们要解放土地，已经有三十艘商船愿为咱们带路。”
五月端午，海巡司在澎湖群岛截获倭寇的“黄金船”。我亲自登上敌船，看着船舱里堆满的生丝、瓷器，以及压在底层的倭国农民地契。“这些地契，是武士从农民手里抢的。”我对海巡司的律法官说，“按《瀛洲解放纲领》，全部焚毁，登记在册的农民，战后可凭记录领田。”
深夜，我在海巡司的临时指挥所里接见瀛洲青衿会的代表。为首的倭国书生名叫松下三郎，身着大明青衫，腰间别着算筹：“长公主，瀛洲的农民听说大明要废除武士，已经开始抗租。”他展开染血的抗租名单，“这是近江国的农民领袖，他们等着大明的火枪，就像等着春雷。”
我将燧发枪模型递给他：“告诉瀛洲百姓，咱们的火枪不仅能打武士，还能保护他们的土地。”想起在苏维埃大学讲过的“土地革命”，“等咱们的舰队登陆，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让每个农民在田头立碑，刻上自己的名字。”
洪武二十三年中秋，水军都督府传来捷报：方鸣谦的先锋舰队已控制琉球群岛，设立“瀛洲前线指挥所”。我带着神机工坊的匠人赶赴琉球，看着蒸汽战船在港口进进出出，船上满载着燧发枪、橡胶靴、《瀛洲农民识字课本》。
“长公主，倭国的‘关白’派使者求和。”方鸣谦递来求和信，上面用汉字写着“愿称臣纳贡，永不为寇”。
“告诉关白，我们不要称臣，只要瀛洲的农民能吃饱饭。”我将求和信投入火盆，“若他肯废除武士特权，打开国门通商，可保其贵族体面；若不肯——”我指了指港口外的蒸汽战船，“我们的‘均平炮’会帮他打开国门。”
十月霜降，水军主力抵达瀛洲岛近海。我站在旗舰“大明号”的甲板上，看着方鸣谦的登岛部队换乘蒸汽快艇，船头插着“解放瀛洲”的大旗。蓝玉的陆战队紧随其后，他们的铠甲上贴着“四民平等”的标语，背包里装着土地登记册。
“长公主，瀛洲农民在岸边点火为号！”了望手的声音带着兴奋。我拿起望远镜，看见瀛洲岛的海岸线上，无数火把组成“均”字，那是青衿会的暗号。登陆艇的冲角劈开浪花，燧发枪的枪口指向天空，射出红色信号弹——那是“开始土地革命”的标志。
首战在近江国的琵琶湖展开。蓝玉的陆战队用燧发枪击溃武士的骑兵，方鸣谦的水军从湖上包抄，蒸汽战船的防撞角撞毁武士的木制堡垒。我跟着登陆部队进入武士庄园，看着农民们举着农具冲进粮仓，将武士的地契堆成篝火。
“长公主，这是庄园的账册！”青衿会的成员递来沾满酒渍的账本，“武士领主每年收七成租，农民只能吃稗子！”
我翻开账本，用朱砂在“武士特权”条目上画叉：“从今天起，土地归农民，租税三成，多余的粮食充公救济流民。”指着正在焚烧的地契堆，“让瀛洲农民知道，大明的军队不是来征服的，是来送公平的。”
瀛洲的农民们跪在岸边，捧着刚领的土地凭证，上面盖着“大明瀛洲布政司”的大印——这是我连夜奏请朱元璋设立的临时机构。一位老农用日语喊着“均平”，他的孙子举着用树枝刻的算筹，上面歪歪扭扭刻着“三”——那是三成租税的标志。
十二月冬至，关白的使者在大阪城外向方鸣谦投降。我坐在临时搭建的“瀛洲议事厅”里，看着关白的代表递上降表，上面写着“愿废武士，行均平，归大明版图”。厅外，瀛洲的农民正在学习用算筹计算土地，匠人们在仿制燧发枪，商人们围着常静徽计算通商税率。
“长公主，瀛洲的铁矿比大明的还好。”方鸣谦递来矿石样本，“咱们的神机工坊可以在这里设分厂，用瀛洲的铁，造咱们的枪。”
我摸着瀛洲农民送的草鞋，鞋面上绣着麦穗与樱花：“不仅要设工坊，还要建学堂、开医馆、修水渠。”展开《瀛洲重建计划》，里面规划了铁路、邮局、新式学堂，“瀛洲不是殖民地，是大明的一部分，要让这里的百姓和咱们一样，有田耕、有书读、有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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