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的茶杯还没凉透，我就被一纸调令，搬进了省政府办公厅那间象征着权力与焦灼的秘书办公室。周汝信副省长成了我服务的领导，我的身份，也从埋头书斋的笔杆子，变成了连接上下、沟通内外的“二号首长”。
这身份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办公环境的提升，更有视野的陡然开阔，以及随之而来的、沉甸甸的压力。周省长主管全省工业和经济工作，正值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他就像一艘巨轮的船长，在惊涛骇浪中试图寻找航向，而我，就是他身边那个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传递准确信息的了望员。
这天下午，我刚把一份关于省内三家大型棉纺厂兼并重组的初步方案整理好，放在周省长宽大的办公桌待阅文件的最上方，窗外就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喧嚣。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闷雷滚过天际。
我心头一紧，快步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只见省政府那庄严肃穆的大门外，不知何时已聚集起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年龄看起来都在四五十岁上下，脸上刻着疲惫与焦虑，手里举着粗糙的纸板，上面用墨汁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
“我们要吃饭！”
“反对恶意下岗！”
“还我血汗工厂！”
是工人。是那几家正在经历改制阵痛的棉纺厂的工人。
人数不多，大概百来人，但那股沉默而压抑的力量，却隔着几十层楼的高度，清晰地传递上来，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他们被警卫和闻讯赶来的信访办工作人员拦在大门警戒线外，没有过激的冲击，只是沉默地站着，或者偶尔爆发出一阵整齐而悲怆的呼喊。
“怎么回事？”周省长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他不知何时也走到了窗边，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俯瞰着楼下。
“省长，看情况，应该是市第一、第二棉纺厂的工人，为改制和安置方案来的。”我迅速汇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这些情况在之前的报告里都有预判，但亲眼目睹，冲击力还是完全不同。
周省长沉默了片刻，脸上看不出喜怒，只低声说了一句：“改革，总要触及利益。但工人的饭碗，是天大的事。”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接省国资委王主任，还有信访办老赵，让他们立刻到我办公室来。另外，通知公安厅，维持好秩序，绝对不允许发生冲突，对待工人同志要讲方法，有耐心！”
他的指令清晰而果断。
我立刻着手联系，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这份我刚放上去的兼并重组方案，里面确实涉及大量的人员分流和安置。纸上谈兵时，那些数字只是冷冰冰的“成本”和“效率”；可楼下那一张张鲜活而焦虑的面孔，让这些数字瞬间拥有了重量和温度。
就在这时，我的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进来的是办公厅综合二处的副处长老王，一个在机关浸淫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
“致远老弟，”他脸上堆着惯有的、分寸感极佳的笑容，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楼下那帮人，看见了吧？啧啧，真是会挑时候。周省长正在关键时期，这事要是处理不好，被对面那边拿去做文章，可就……”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他口中的“对面”，指的是与周省长在改革路径上素有分歧的刘省长一派。老王这人，业务能力平平，但对各路消息和领导间的微妙关系，却有着猎犬般的嗅觉。
我笑了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说：“王处，省长已经指示了，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老王见我滴水不漏，讪讪地笑了笑，又扯了几句闲篇，便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微胖的背影，心里明镜似的。他这不是来关心工作，是来探口风，甚至可能带着某种暗示。这办公厅，就像一个微缩的官场生态池，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和钻营。
半小时后，国资委王主任和信访办老赵气喘吁吁地赶到。周省长在小会议室听取了他们的紧急汇报。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一些。工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安置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对新接手的民营企业（据说有高建明背后的资本影子）极度不信任，担心被当成包袱甩掉后，生活无着。
“补偿标准是参照省里最新文件定的，按理说没问题啊。”王主任擦着汗解释。
“文件是死的，人是活的！”信访办老赵是个干瘦的老头，在基层和群众打了一辈子交道，说话直接：“老王，你那文件考虑物价上涨了吗？考虑他们这年纪出去根本找不到工作了吗？工人们跟我说，‘买断工龄那点钱，不够给孩子交两年学费的！’这话实在啊！”
老赵的话像锤子，敲在每个人心上。
周省长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最后，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我们：“安置方案，重新论证。王主任，你牵头，邀请工人代表、工会、还有相关的法律专家、经济学家，组成一个联合评估小组。老赵，你负责和工人代表沟通，稳定情绪，告诉他们，省政府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一定会给他们一个负责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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