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未明，行宫东阁的灯已亮了许久。案前烛火微颤，映着李震侧脸轮廓分明。他手中握着一封折得整齐的信笺，正是赵德昨夜呈上的奏报。纸页边缘有些磨损，显然被反复翻阅过。他指腹在“顾元章”三字上停了片刻，随即放下，提笔蘸墨，在空白纸上写下几个字：**尊师、问道、立信**。
墨迹未干，门外传来脚步声，轻而稳，是赵德惯有的节奏。门开时带进一丝凉气，赵德低头入内，双手捧着一只木匣，外覆素布，看不出形制。
“主公。”他将匣子置于案上，退后半步，“顾家老仆今日清晨到了洛阳，这是原封退回的第三封聘书。”
李震没看那匣子，只问：“人呢？”
“已在偏厅候了两个时辰，不肯多言，只说‘先生不受新政之礼’。”
李震点了点头，终于伸手揭开布巾。匣中静静躺着一封信，连火漆都未曾拆开。他轻轻抽出信纸，展开，上面一个字也没有。白纸一张。
他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忽然低声道：“他不是不愿见我们的人，是不愿看见官印。”
赵德垂首不语。
“他们怕的不是学堂，是道统断了根。”李震缓缓卷起信纸，放入袖中，“可天下之学，若只守旧章，不纳新理，才是真正的断根。”
他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扇。晨风扑面，带着城外河岸的湿意。远处钟楼刚敲过五更，街巷仍沉在寂静里。
“你昨日说，顾元章拒宰相延揽，闭门十年着书？”
“是。他曾言：‘士者，持道之人也。道不行，则隐。’”
“那他就不是不问世事，而是等一个能与他论道的人。”李震转身，目光沉定，“明日，我亲自写一封信。”
赵德抬眼，略显意外。
“不用诏令格式，也不用公文印鉴。”李震走回案前，取出一张素宣，“就以晚生之名，执弟子礼，邀他来主持《经义辑要》修纂。讲什么，怎么讲，由他定。江南院的门，只为求真之士而开。”
赵德喉头动了一下，终是点头：“若如此，或有一线之机。”
李震落座，研墨良久，方才提笔。
笔锋起处，无称谓，无官衔，只写：“晚生李震顿首再拜，谨奉书于元章先生足下。”
他一字一句写得极慢，仿佛每一笔都在衡量分寸。信中不谈政令，不论新政，只论三代之治、先贤遗志；不提权位，不许富贵，唯言“愿先生持炬前行，共照幽微”。末尾附一句：“天下之学，不在庙堂之高，而在人心所向。望先生察之。”
写毕，他吹干墨迹，将信纸折好，放入一个青布小囊中。
次日午时，一名老仆自行宫侧门出，步行而行，未乘轿，未带随从，仅肩挎一布包，手提一只檀木盒。他年近六旬，背微驼，却是李震身边侍奉最久的老家人，名唤李安。
三日后，苏州城南，顾家老宅。
庭院深深，桂树成行。顾元章坐在书房檐下，手持一卷残稿，却并未翻动。面前石桌上摆着那只檀木盒，盖子半启，露出一方砚台。砚身青黑，边缘有细润包浆，底部刻着一行小字：“朱晦庵藏”。
他未碰那砚，只盯着它看了许久。
身后门响，老仆低声禀报：“李府来人已走远，未留姓名，只说‘物归有道之人’。”
顾元章合上书卷，轻放于案。
“信呢？”
“在盒底夹层。”
他伸手取出那封青布小囊，解开，抽出信纸。阳光斜照，字迹清晰。他读得很慢，每一段都停顿片刻，有时闭目，似在咀嚼其意。
读至“共照幽微”四字，他忽然睁眼，抬头望向院中那株百年老桂。
当夜，书房灯火彻夜未熄。
五更鼓响时，顾元章提笔铺纸，开始抄录李震信中片段。一遍，两遍，三遍。最后一遍，他换了小楷，工整如刻。
抄毕，他搁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望着窗外渐白的天色，低声自语：“此人……竟以‘问道’为礼。”
七日后，李安回到洛阳，带回一只密封竹筒。赵德亲自迎于城外，接过竹筒，未敢当场开启，直奔行宫。
李震正在批阅盐务奏章，见赵德进来，只抬眼一瞥。
“回来了？”
“回来了。顾先生回信在此。”
李震放下笔，接过竹筒，拔去塞子，倒出一封信。信纸泛黄，字迹清峻有力：
“震兄雅意，元章愧不敢当。然既以‘共照幽微’相期，岂敢退避？容某思之七日，再作答复。”
李震读完，没有笑，也没有言语，只是将信纸轻轻抚平，放在烛火旁烘干些许潮气，然后收入案角一只紫檀小匣中。
赵德站在下方，双手紧握，指节微微发白。
“你下去吧。”李震终于开口，“把《经义辩坛》的议程重新拟一遍。”
“是。”
“主坛题目不变，《三代之治与当今之变》。但第一席，题名牌要换。”
“换为何人？”
“顾先生。”李震站起身，走到窗前，“名字要大些，墨要浓些。让所有来参会的大儒都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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