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未明,行宫东阁的灯已亮了许久。案前烛火微颤,映着李震侧脸轮廓分明。他手中握着一封折得整齐的信笺,正是赵德昨夜呈上的奏报。纸页边缘有些磨损,显然被反复翻阅过。他指腹在“顾元章”三字上停了片刻,随即放下,提笔蘸墨,在空白纸上写下几个字:**尊师、问道、立信**。
墨迹未干,门外传来脚步声,轻而稳,是赵德惯有的节奏。门开时带进一丝凉气,赵德低头入内,双手捧着一只木匣,外覆素布,看不出形制。
“主公。”他将匣子置于案上,退后半步,“顾家老仆今日清晨到了洛阳,这是原封退回的第三封聘书。”
李震没看那匣子,只问:“人呢?”
“已在偏厅候了两个时辰,不肯多言,只说‘先生不受新政之礼’。”
李震点了点头,终于伸手揭开布巾。匣中静静躺着一封信,连火漆都未曾拆开。他轻轻抽出信纸,展开,上面一个字也没有。白纸一张。
他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忽然低声道:“他不是不愿见我们的人,是不愿看见官印。”
赵德垂首不语。
“他们怕的不是学堂,是道统断了根。”李震缓缓卷起信纸,放入袖中,“可天下之学,若只守旧章,不纳新理,才是真正的断根。”
他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扇。晨风扑面,带着城外河岸的湿意。远处钟楼刚敲过五更,街巷仍沉在寂静里。
“你昨日说,顾元章拒宰相延揽,闭门十年着书?”
“是。他曾言:‘士者,持道之人也。道不行,则隐。’”
“那他就不是不问世事,而是等一个能与他论道的人。”李震转身,目光沉定,“明日,我亲自写一封信。”
赵德抬眼,略显意外。
“不用诏令格式,也不用公文印鉴。”李震走回案前,取出一张素宣,“就以晚生之名,执弟子礼,邀他来主持《经义辑要》修纂。讲什么,怎么讲,由他定。江南院的门,只为求真之士而开。”
赵德喉头动了一下,终是点头:“若如此,或有一线之机。”
李震落座,研墨良久,方才提笔。
笔锋起处,无称谓,无官衔,只写:“晚生李震顿首再拜,谨奉书于元章先生足下。”
他一字一句写得极慢,仿佛每一笔都在衡量分寸。信中不谈政令,不论新政,只论三代之治、先贤遗志;不提权位,不许富贵,唯言“愿先生持炬前行,共照幽微”。末尾附一句:“天下之学,不在庙堂之高,而在人心所向。望先生察之。”
写毕,他吹干墨迹,将信纸折好,放入一个青布小囊中。
次日午时,一名老仆自行宫侧门出,步行而行,未乘轿,未带随从,仅肩挎一布包,手提一只檀木盒。他年近六旬,背微驼,却是李震身边侍奉最久的老家人,名唤李安。
三日后,苏州城南,顾家老宅。
庭院深深,桂树成行。顾元章坐在书房檐下,手持一卷残稿,却并未翻动。面前石桌上摆着那只檀木盒,盖子半启,露出一方砚台。砚身青黑,边缘有细润包浆,底部刻着一行小字:“朱晦庵藏”。
他未碰那砚,只盯着它看了许久。
身后门响,老仆低声禀报:“李府来人已走远,未留姓名,只说‘物归有道之人’。”
顾元章合上书卷,轻放于案。
“信呢?”
“在盒底夹层。”
他伸手取出那封青布小囊,解开,抽出信纸。阳光斜照,字迹清晰。他读得很慢,每一段都停顿片刻,有时闭目,似在咀嚼其意。
读至“共照幽微”四字,他忽然睁眼,抬头望向院中那株百年老桂。
当夜,书房灯火彻夜未熄。
五更鼓响时,顾元章提笔铺纸,开始抄录李震信中片段。一遍,两遍,三遍。最后一遍,他换了小楷,工整如刻。
抄毕,他搁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望着窗外渐白的天色,低声自语:“此人……竟以‘问道’为礼。”
七日后,李安回到洛阳,带回一只密封竹筒。赵德亲自迎于城外,接过竹筒,未敢当场开启,直奔行宫。
李震正在批阅盐务奏章,见赵德进来,只抬眼一瞥。
“回来了?”
“回来了。顾先生回信在此。”
李震放下笔,接过竹筒,拔去塞子,倒出一封信。信纸泛黄,字迹清峻有力:
“震兄雅意,元章愧不敢当。然既以‘共照幽微’相期,岂敢退避?容某思之七日,再作答复。”
李震读完,没有笑,也没有言语,只是将信纸轻轻抚平,放在烛火旁烘干些许潮气,然后收入案角一只紫檀小匣中。
赵德站在下方,双手紧握,指节微微发白。
“你下去吧。”李震终于开口,“把《经义辩坛》的议程重新拟一遍。”
“是。”
“主坛题目不变,《三代之治与当今之变》。但第一席,题名牌要换。”
“换为何人?”
“顾先生。”李震站起身,走到窗前,“名字要大些,墨要浓些。让所有来参会的大儒都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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