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已经有不少扛着农具的社员，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往同一个方向去，脚步声、说笑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空气中满是泥土的清香。
队长是个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的中年汉子，外号“王铁牛”，手里拿着一根烟袋，打量了吕晓筠一眼，见她个子不高、身子单薄，脸色还有些苍白，就挥了挥手，语气还算温和：“晓筠是个女娃，还刚回来，没干过农活，就跟妇女队一起整地、打窝、播种吧，先练练手，不用急。”
妇女队的婶子大娘们，都特别热情，纷纷招呼她，一个穿蓝布衫的婶子，递过来一把磨得锃亮的小锄头，手把手地教她握锄头的姿势：“闺女别怕，农活不难，跟着我们学，慢慢就会了，累了就跟婶说，咱歇口气再干。”
吕晓筠心里一暖，点点头，握紧了锄头。
她原以为，农活不过是出力气罢了，只要肯使劲，就能干好，可真正干起来，才知道有多难，有多累。
看似简单的打窝，里面的讲究可不少——窝距要相等，行距要平行，深度还要适中，深了种子埋在土里发不了芽，浅了又容易被鸟啄走，还会被太阳晒死。
她拿着锄头的手，总也不听使唤，要么窝打得太深，一锄头下去，土都翻到了膝盖，要么行距歪歪扭扭，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和婶子们打的整齐划一的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婶子见了，没有笑话她，再次走过来，手把手地教她：“手腕用点劲，稳住，眼睛看前面的标杆，跟着线走，就不会歪了，锄头下去要轻一点，掌握好力度，多练几次就熟了。”
太阳越升越高，火辣辣地晒在身上，后背像被火烧一样疼，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干燥的土地上，“滋啦”一声，瞬间就没了踪影，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吕晓筠的胳膊又酸又麻，像灌了铅一样沉，腰也弯得直不起来，每动一下，都牵扯着浑身的酸痛，只想找个树荫下，好好歇一歇。
可她抬头一看，身边的婶子大娘们，个个都在埋头干活，汗水浸湿了她们的衣裳，贴在身上，脸上满是疲惫，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甚至连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吕晓筠咬了咬牙，把到了嘴边的苦，又咽了回去，握紧锄头，继续打窝——她不能认输，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更不能辜负“知青”这个身份。
好不容易熬到傍晚收工，天边泛起了晚霞，社员们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回家。
记分员拿着一个泛黄的本子，一支钢笔，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他蹲下身，看了看吕晓筠打的窝，又看了看她疲惫不堪的样子，皱了皱眉，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记了一笔，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耳朵里：“吕晓筠，7个工分。”
旁边立刻有几个社员凑了过来，伸长脖子看着本子，小声议论着，声音不大，却字字扎心：
“刚回来的学生娃，就是个小孩工的水平，肩不能扛、手不能提，7分不亏，能给7分就不错了。”
“就是，农活可不是闹着玩的，光有文化不行，还得能吃苦，看来这女娃，还得好好磨练磨练。”
吕晓筠的脸瞬间红了，又羞又愧，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
她攥紧了拳头，心里暗暗发誓：等着吧，我一定好好学，好好干，总有一天，我能凭自己的力气，挣到满分的工分，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而她不知道的是，这段知青岁月的磨砺，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也将会在“广阔天地”的荣光里，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吕晓筠后来才真正明白，人民公社时期，每个生产小队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工分就是社员们的“硬通货”，是家家户户活下去的指望，半点含糊不得。
按公社的老规矩，壮实的男劳力一天能记9到11个工分，最能干的妇女劳力能记7到9个，而她那7分，说白了就是女劳力里的最低档次，跟刚出工的半大孩子没两样。
那会儿，一个工分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四五分钱，可这几分钱平时根本见不着影子，得等到年底统一核算，扣除公社提留、集体摊派的各项费用后，再按工分多少分配口粮和少量现金。
工分多的人家，能多分几十斤玉米面、几斤红薯干，甚至还有块八毛的零花钱。
工分少的，年底连口粮都不够吃，只能靠借粮度日，开春再慢慢还。
有一次，她傍晚收工路过邻居家，无意间听到夫妻俩吵得面红耳赤，动静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女人坐在门槛上哭天抢地，声音嘶哑：
“这半分就是小半碗粮食啊！孩子们等着这口吃的填肚子呢，你怎么就不跟记分员争一争？你是不是眼瞎心也瞎！”
男人蹲在地上，闷头抽烟，满脸的无奈和憋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吕晓筠站在墙角，心里酸酸的，像灌了一肚子陈醋。
她吃住都在家里，不用为口粮发愁，可对乡亲们来说，这一分半分的工分，就是活命的本钱，是孩子的口粮，是老人的药钱，容不得半点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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