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阵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林文澜正指挥士兵们加固工事时，通讯兵带来了重庆军委会的急电——委派军令部少将专员沈仲良前往晋西，调停101军与晋绥军的冲突，并核查阎锡山通敌一案。电报末尾特意注明“以战区团结为重，暂勿扩大事态”，字里行间透着对阎锡山的安抚之意。
“重庆还是舍不得动阎锡山。”林文斌将电报摔在桌上，语气愤愤，“我们手握铁证，他们却只派个专员来调停，分明是想和稀泥！”
林文澜捏着电报，指尖划过“暂勿扩大事态”几个字，眼神沉了沉：“阎锡山经营山西十几年，根基深厚，重庆怕逼反了他，让日军趁机占了晋西。沈仲良来，既是核查，也是给双方递台阶——我们不能不给，但也不能让阎锡山轻易过关。”
他当即下令：整理阎日勾结的全套证据，包括亲笔信、协定原件、张敬尧的供词笔录，以及截获日军弹药的清单，全部封存待查；同时让后勤处统计伤亡人数和弹药消耗，尤其是晋绥军挑衅造成的损失，形成书面报告。
三日后，沈仲良的专机降落在临汾机场。阎锡山亲自率部迎接，满脸堆笑，将“通敌”传闻归咎于“日军挑拨离间”，还主动提及“已拨付101军十万发弹药”——实则就是之前那批劣质复装弹，却被他包装成“战区互助”的功绩。
沈仲良抵达101军军部时，林文澜没有刻意布置排场，只带着参谋在门口迎接。指挥所内，墙上挂满了侯马之战、吉县保卫战的作战地图，地上堆着缴获的日军武器和晋绥军的弹壳，处处透着实战的硝烟味。
“沈专员远道而来，一路辛苦。”林文澜递上证据袋，“阎司令长官说的‘误会’，都在里面。101军驻守晋西半年，与日军大小激战三十余次，伤亡七千余人，如今却要提防友军背后掣肘，实在心寒。”
沈仲良翻看证据时，眉头越皱越紧。当看到阎锡山亲笔信上的签名时，他手指顿了顿，抬头看向林文澜：“林军长，这些证据……可否暂时由军委会保管？阎百川毕竟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贸然公开，恐动摇华北战局。”
“专员的意思，我明白。”林文澜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证据可以交，但101军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求晋绥军归还侵占的侯马以南防区，保证不再挑衅；第二，军委会需足额补充101军美式弹药，至少满足一个基数——将士们不能拿着空枪和日军拼命。”
沈仲良沉吟片刻，点头应下：“我会向重庆转达林军长的诉求。不过眼下，还需请你与阎锡山当面沟通，化解误会，共同抗敌。”
次日，调停会议在临汾城外的中立地带召开。阎锡山身着上将礼服，身后跟着一众晋绥军高官，气势逼人；林文澜则只带了林文斌和两名参谋，一身作战服，袖口还沾着战场的尘土。
“林军长，之前61军与贵部的摩擦，纯属误会。”阎锡山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刻意的温和，“我已下令彻查相关人员，保证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误会？”林文澜冷笑一声，将一份弹壳样本扔在桌上，“这是贵部士兵袭击我独立旅时留下的弹壳，上面的‘晋绥军兵工厂’印记清晰可见。还有张敬尧，他可是阎司令长官的贴身副官，总不至于也是‘误会’吧？”
阎锡山脸色微变，强作镇定：“张敬尧通敌一事，我毫不知情，纯属他个人行为！我已下令通缉，必将其绳之以法。”
“是吗？”林文澜目光如刀，“那日军承诺给你的两千支三八式步枪，五十万发弹药，也是张敬尧‘个人’要的？”
这句话戳中了阎锡山的痛处，他猛地拍桌：“林文澜！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否血口喷人，沈专员手里的证据说了算。”林文澜寸步不让，“今日我来，不是要与阎司令长官争执，而是要明确两点：第一，晋绥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第二，停止与日军的任何接触，否则我将直接向全国公布证据，让天下人看看‘山西王’的真面目！”
沈仲良见状，连忙打圆场：“两位都是抗日功臣，何必为小事伤了和气。阎司令长官，林军长的诉求合情合理，还请你斟酌；林军长，也请给阎司令长官一个台阶，毕竟战区团结为重。”
阎锡山脸色阴晴不定，权衡许久后，终于咬牙答应：“好！我可以下令61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但101军也需承诺，不得再与八路军过从甚密——共党分子，不可不防。”
“抗日不分党派，八路军是友军，共同御敌天经地义。”林文澜寸步不让，“阎司令长官要是想搞‘反共’那套，就别怪我不顾战区团结。”
最终，双方在沈仲良的调解下达成协议：晋绥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101军不再追究此前摩擦责任；重庆军委会于一个月内补充101军美式弹药一个基数；阎锡山公开声明与日伪划清界限，配合101军防御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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