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阵地上的硝烟尚未散尽,林文澜正指挥士兵们加固工事时,通讯兵带来了重庆军委会的急电——委派军令部少将专员沈仲良前往晋西,调停101军与晋绥军的冲突,并核查阎锡山通敌一案。电报末尾特意注明“以战区团结为重,暂勿扩大事态”,字里行间透着对阎锡山的安抚之意。
“重庆还是舍不得动阎锡山。”林文斌将电报摔在桌上,语气愤愤,“我们手握铁证,他们却只派个专员来调停,分明是想和稀泥!”
林文澜捏着电报,指尖划过“暂勿扩大事态”几个字,眼神沉了沉:“阎锡山经营山西十几年,根基深厚,重庆怕逼反了他,让日军趁机占了晋西。沈仲良来,既是核查,也是给双方递台阶——我们不能不给,但也不能让阎锡山轻易过关。”
他当即下令:整理阎日勾结的全套证据,包括亲笔信、协定原件、张敬尧的供词笔录,以及截获日军弹药的清单,全部封存待查;同时让后勤处统计伤亡人数和弹药消耗,尤其是晋绥军挑衅造成的损失,形成书面报告。
三日后,沈仲良的专机降落在临汾机场。阎锡山亲自率部迎接,满脸堆笑,将“通敌”传闻归咎于“日军挑拨离间”,还主动提及“已拨付101军十万发弹药”——实则就是之前那批劣质复装弹,却被他包装成“战区互助”的功绩。
沈仲良抵达101军军部时,林文澜没有刻意布置排场,只带着参谋在门口迎接。指挥所内,墙上挂满了侯马之战、吉县保卫战的作战地图,地上堆着缴获的日军武器和晋绥军的弹壳,处处透着实战的硝烟味。
“沈专员远道而来,一路辛苦。”林文澜递上证据袋,“阎司令长官说的‘误会’,都在里面。101军驻守晋西半年,与日军大小激战三十余次,伤亡七千余人,如今却要提防友军背后掣肘,实在心寒。”
沈仲良翻看证据时,眉头越皱越紧。当看到阎锡山亲笔信上的签名时,他手指顿了顿,抬头看向林文澜:“林军长,这些证据……可否暂时由军委会保管?阎百川毕竟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贸然公开,恐动摇华北战局。”
“专员的意思,我明白。”林文澜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证据可以交,但101军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求晋绥军归还侵占的侯马以南防区,保证不再挑衅;第二,军委会需足额补充101军美式弹药,至少满足一个基数——将士们不能拿着空枪和日军拼命。”
沈仲良沉吟片刻,点头应下:“我会向重庆转达林军长的诉求。不过眼下,还需请你与阎锡山当面沟通,化解误会,共同抗敌。”
次日,调停会议在临汾城外的中立地带召开。阎锡山身着上将礼服,身后跟着一众晋绥军高官,气势逼人;林文澜则只带了林文斌和两名参谋,一身作战服,袖口还沾着战场的尘土。
“林军长,之前61军与贵部的摩擦,纯属误会。”阎锡山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刻意的温和,“我已下令彻查相关人员,保证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误会?”林文澜冷笑一声,将一份弹壳样本扔在桌上,“这是贵部士兵袭击我独立旅时留下的弹壳,上面的‘晋绥军兵工厂’印记清晰可见。还有张敬尧,他可是阎司令长官的贴身副官,总不至于也是‘误会’吧?”
阎锡山脸色微变,强作镇定:“张敬尧通敌一事,我毫不知情,纯属他个人行为!我已下令通缉,必将其绳之以法。”
“是吗?”林文澜目光如刀,“那日军承诺给你的两千支三八式步枪,五十万发弹药,也是张敬尧‘个人’要的?”
这句话戳中了阎锡山的痛处,他猛地拍桌:“林文澜!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否血口喷人,沈专员手里的证据说了算。”林文澜寸步不让,“今日我来,不是要与阎司令长官争执,而是要明确两点:第一,晋绥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第二,停止与日军的任何接触,否则我将直接向全国公布证据,让天下人看看‘山西王’的真面目!”
沈仲良见状,连忙打圆场:“两位都是抗日功臣,何必为小事伤了和气。阎司令长官,林军长的诉求合情合理,还请你斟酌;林军长,也请给阎司令长官一个台阶,毕竟战区团结为重。”
阎锡山脸色阴晴不定,权衡许久后,终于咬牙答应:“好!我可以下令61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但101军也需承诺,不得再与八路军过从甚密——共党分子,不可不防。”
“抗日不分党派,八路军是友军,共同御敌天经地义。”林文澜寸步不让,“阎司令长官要是想搞‘反共’那套,就别怪我不顾战区团结。”
最终,双方在沈仲良的调解下达成协议:晋绥军撤出侯马以南防区,101军不再追究此前摩擦责任;重庆军委会于一个月内补充101军美式弹药一个基数;阎锡山公开声明与日伪划清界限,配合101军防御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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