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车轮，裹挟着北大荒的风雪与烈日，沉重而坚定地向前滚动。赵庆兰就像黑土地上的一株红柳，在严酷的环境里，将根须越扎越深，沉默而坚韧地生长着。
暴风雪夜的义举，虽然她本人轻描淡写，但连里的老职工和领导们都看在眼里。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姑娘，身上没有某些知青的娇骄二气，干活舍得下力气，遇事沉稳肯担当，性格又温和善良，渐渐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好感。她不像孙卫红那样永远站在舞台中央，用响亮的口号鼓舞人心，她更像润物无声的细雨，悄然浸润着周围。
连队的卫生室，原本只有一位上了年纪、土法上马的赤脚医生王大爷，既要管人，有时还得给牲口瞧病，常常忙得脚不沾地。尤其开春后，各种小病小伤不断，王大爷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一天傍晚，“老炮手”连长和指导员把赵庆兰叫到了连部。
“庆兰同志，”指导员说话比较温和，“连里研究了一下，看你做事细心，人也稳当，又有文化。想调你到卫生室，跟着王大爷学当卫生员，帮着给大家看看头疼脑热、发发药、处理点小伤口。你看咋样？”
赵庆兰愣了一下。卫生员？这个工作似乎离“战天斗地”的宏大口号有些距离，但又实实在在是连队急需的。她想起自己刚来时的手足无措，想起李晓芳生病时的无助，想起许多职工因为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加重的小伤。
她没有犹豫，立刻点头：“我愿意！谢谢连长、指导员信任！我一定好好跟王大爷学，尽力为大家服务！”
就这样，赵庆兰肩上多了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这药箱仿佛一个神秘的符号，标志着她的身份有了一丝微妙的转变。
赤脚医生王大爷是个面冷心热的老头，话不多，但经验丰富。他对这个新来的徒弟要求很严，从辨认草药、消毒器械、到量血压、打针，一样样手把手地教。赵庆兰学得极其认真，她把王大爷教的每一点都工工整整记在笔记本上，晚上就着煤油灯反复背诵。她知道，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关系到的是大家的健康，容不得半点马虎。
卫生室成了连队一个新的、充满人情味的中心。
每天，都有职工或知青来找她。有锄地扭伤腰的，有收割划破手的，有感冒发烧的，有胃疼不适的。赵庆兰总是耐心地询问，仔细地检查，按照王大爷教的法子，小心翼翼地清洗伤口、涂抹药膏、分发药片。她动作轻柔，话语温和，让原本因疼痛而紧张的病人不知不觉就放松下来。
她特别关照那些生病的知青。李晓芳几乎成了卫生室的“常客”，她的体质似乎始终无法完全适应北大荒的严酷。赵庆兰不仅给她看病拿药，还常常从食堂打来热粥小菜，坐在她炕头，一边喂她，一边轻声安慰，陪她度过难熬的病痛时光。
“庆兰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李晓芳拉着她的手，眼泪汪汪。
“别说傻话，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赵庆兰帮她掖好被角，眼神里充满了温暖的鼓励。
她的善良和细致，像一股暖流，在知青中间悄悄流淌。大家越来越依赖这个沉静可靠的卫生员，无论是身体不适还是心里有了小疙瘩，都愿意来找她说说。
她的作用，并不仅仅在卫生室。
连里有一位孤寡老人“老耿头”，就住在连队边缘的一个小土屋里。儿子早年参军牺牲了，老伴也走了多年，性格有些孤僻。一次，老耿头重感冒，烧得厉害，却硬撑着不肯去卫生室。赵庆兰听说后，背着药箱就找上了门。
低矮的土屋里又黑又冷，老人蜷缩在炕上，咳嗽不止。赵庆兰心里一酸，立刻生火烧水，给他喂药、擦身降温，又把屋里收拾了一遍。等她忙完，天都快黑了。
后来，她才知道老耿头不识字，以前儿子的来信都是请连里文书念，后来文书调走了，他就再也没能读过信，也没法回信。赵庆兰心里一动，主动说：“耿大爷，以后您有啥信，我帮您念，帮您写。”
从此，她隔三差五就去老耿头家。有时是去送药，检查身体，更多的是坐在炕沿上，一字一句地给老人读远方亲戚的来信，又按照老人的口述，工工整整地写好回信。她还找来旧的报纸，给老人读国家大事、生产新闻。昏暗的土屋里，常常只剩下她清晰温柔的读书声和老人专注倾听的侧影。
老耿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浑浊的眼睛里也有了光。有时赵庆兰去，他还会神秘兮兮地从炕席底下摸出个烤得焦香的红薯，硬塞给她。“闺女，吃……好吃……”老人不善表达，但那眼神里的感激和慈爱，却无比真挚。
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谁家孩子病了，她跑去看看；谁家需要写个申请、读个通知，也来找她。她成了连队里一个小小的、流动的“文化站”和“暖心人”。
孙卫红依旧活跃在田间地头，用她的热情感染着大家，是连里树立的“积极分子”典型。而赵庆兰，则像一颗默默散发光热的星星之火，不耀眼，不张扬，却温暖而持久地照亮着身边的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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