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小梅觉得，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是被知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织布机永不停歇的轰鸣声，硬生生给缝在了华北平原那片广袤而滚烫的土地上的。风是烫的，裹挟着麦茬地里残留的焦香和远处猪圈飘来的、经过阳光充分发酵后的浓烈气味；地是烫的，赤脚踩上去，脚底板能清晰地感觉到去年打下的、如今已化为尘埃的麦粒那最后的坚硬；连她身体里流淌的血，也仿佛带着一种黏稠的、无处发泄的温热。
她刚从县高中毕业，或者说，刚从那个悬在现实与梦幻之间的短暂休憩所里被抛了出来。落榜的消息像一枚浸了水的炮仗，在她家里沉闷地响了一下，除了炸起一点弥漫着失望和无奈味道的烟尘，并未改变任何东西。父亲聂老栓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被日头和风霜雕刻得如同老树皮的脸，半晌，才瓮声瓮气地说：“回来好，地里的活儿，正缺人手。” 母亲则是一边在灶台边用力地搅动着猪食，一边用她那特有的、带着尖锐棱角的嗓音，数落着读书的无用，以及村里谁家闺女在织布厂挣了多少钱，盖起了怎样敞亮的瓦房。
于是，聂小梅就成了邻村“永丰织布厂”的一名女工。她的身份，从捏着钢笔演算牛顿定律的学生，变成了终日与轰鸣的机器和刺鼻的染料为伴的“织女”。这转变，快得让她有些眩晕，像被人从一艘平稳的船上猛地推下了浑浊的、翻滚着生活原浆的河流。
永丰织布厂，坐落在一片杨树林的后面，红砖砌成的围墙被岁月和雨水冲刷得斑斑驳驳，墙上用白灰刷着的标语——“发展乡镇企业，振兴高邑经济”，字迹也已模糊。厂门口歪歪扭扭地挂着一块木牌子，旁边却扯着一条崭新的、红得有些扎眼的绸布横幅，上面写着“大干九十天，迎接新世纪”。这红绸，在聂小梅看来，像一道新鲜的伤口，突兀地绽放在这片灰扑扑的背景之上。
厂子里有三大“响”：织布机的咔嗒声、染缸里蒸汽的嘶鸣声，以及女工们凑在一起时，那如同麻雀炸窝般的说笑声。聂小梅被分在了染布车间。这里的气味最为浓烈，那股子靛蓝染料的味道，霸道地钻进你的鼻腔，黏在你的头发丝里，渗透进你的皮肤纹理，仿佛要将你也染成它的一部分。初来时，她恶心得吃不下饭，夜里做梦，都觉得自己泡在一个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染缸里，快要窒息。
她的工作，是将织好的白布，用沉重的木棍搅入那翻滚着墨蓝色泡沫的染池中。布匹在滚烫的染液里沉浮，像一条条垂死的、巨大的水蛇。她需要看着时间，再将它们用粗壮的竹竿挑起来，沥干，然后搭到车间外面空场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晾晒架上去。那晾晒架，是用一根根粗糙的杉木杆子搭成的，远远望去，像一片失去了树叶的、光秃秃的森林。而当那些湿漉漉的、沉甸甸的蓝布挂上去的时候，这片森林便被赋予了流动的、忧郁的生命。布匹在夏日的热风里飘荡，发出猎猎的、如同旗幡般的声响，投下大片大片的、移动的蓝色阴影。
聂小梅站在那片蓝色的阴影下，常常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她摊开自己的双手，原本还算细嫩的手掌，如今指甲缝里已嵌入了难以洗净的蓝色，掌心和虎口处，也磨出了薄薄的茧子。这双手，曾经握着笔，在演算纸上写下过遥远的大学名字，写下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曾在晚自习后，被一个叫赵建军的男同学，在黑暗中慌乱地、短暂地碰触过。
赵建军。想起这个名字，聂小梅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蜇了一下，有点麻，有点痒，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他和她一样，是聂家庄为数不多考上县高中的孩子。在县城那片相对开阔的天地里，他们像是两株从盐碱地里偶然冒出来的、小心翼翼的幼苗。赵建军话不多，黑黝黝的脸膛，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带着庄稼人子弟特有的憨实和一股子闷头向前的倔劲儿。他数理化很好，曾经梦想着能考上省城的工学院。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格外眷顾他们这些泥土里刨食的孩子。他也落榜了。
不同的是，赵建军的父亲，那个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的老拖拉机手，咬牙拿出积蓄，把他送去了县城的驾校，学开汽车。在那个年代，方向盘，是仅次于官印的、能改变命运走向的宝贝玩意儿。聂小梅最后一次在县城汽车站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帆布包，眼神里有落榜生的失落，却也燃着一簇新的、微弱的火苗。
“小梅，”他搓着手，声音有些干涩，“我去学车了。开汽车，总比……总比撅着腚在地里刨食强。”
聂小梅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她想说点什么，比如鼓励的话，或者问问驾校的情况，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看着他上了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消失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那一刻，她觉得赵建军就像一块刚从织机上卸下来的、未经染色的白坯布，质地坚实，却前途未卜，将被运往一个未知的地方，接受命运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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