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神情认真地说：“她跟我探讨了托尔斯泰，还跟我说了好几本书呢。老李，你知道吗？她引用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他要死，而且感觉他正在死，已经死了一半了。他有一种超脱尘俗的感觉和一种喜悦、奇特、轻松的感觉”。老李，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李云龙皱着眉头，一脸茫然，挠了挠头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死了一半还没死？小田，你告诉冯楠，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老子当年打摆子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感觉。”
田雨无奈地连连摇头，耐心地解释道：“老李，托尔斯泰写的是公爵一生中时常感觉到的可怕的、永恒的、不可知的遥远的东西，但他在临死前感到一切已近在咫尺，这是一种奇特的轻松感。他在一瞬间理解了，感悟了，你明白吗？”
李云龙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咧着嘴说：“老子不明白。咱乡下人没文化，你们俩小布尔乔亚聊的都是文化人的东西，我听了头都大。你就直接跟我说，冯楠到底咋了？跟老赵有没有关系？”
田雨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有关系。文学作品每个人看的感悟都不同。我觉得托尔斯泰描写死亡、失望的文笔很好，有一种死过了的感觉。我感觉冯楠可能情绪很低落，他们之间可能出了问题。”
李云龙听了，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那咱多给他们俩做做工作。小田啊，你是不知道，他在北京工作，那地方是非多，对赵刚这样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你别看我李云龙粗人一个，但老子能屈能伸，会见风使舵。赵刚不一样，他是“一二九时期”的学生代表，刚正不阿。这样的人原则性强，是咱革命者的正面代表。唉，咱俩这脾气性格要是能捏一块，匀一匀就好了，保准能干大事。”
“你是说老赵可能工作上受委屈了，这让冯楠也感受到了不愉快？”田雨若有所思地问道，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
“呵，现在咱们外头大喇叭都竖起来了，你说北京那边能没事吗？我看啊，事儿多着呢。不行，老子得打电话劝劝他。”
李云龙越想越觉得担忧，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神情，他决定要好好开导一下赵刚。
李云龙确实很了解赵刚。这人干净、正直、有骨头。赵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革命，是按革命初衷活着的人，所以原则性极强、不搞歪的。
这就是李云龙最担心的地方。他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知道变通，也知道该怎么避开，只是控制不住脾气。而赵刚是一根筋，容易钻牛角尖。于是他特意给赵刚去了电话。
“老赵啊，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好，看不惯是不是？哎……没啥，老子自黄麻暴动起参加革命，大大小小风雨经历多了。想当年老毛子领导咱们，那乱七八糟事多了去了。怎么样？不都过去了。老赵啊，咱要相信组织。”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赵刚的声音才传来：“我知道，我知道。老李啊，你别说我了，还是管好你自己那张嘴吧。别的我不担心，我知道你老李也就嘴上占便宜，真到要紧时候知道变通。但祸从口出，你应该知道老丁的事情。答应我的事情你可千万要做到。”
李云龙沉默了，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发紧。半晌，他低声叹道：“他娘的，咱们晋西北三个老战友，以前丁伟最受器重，我最滑头，孔二愣子不谈了。现在倒好，倒了个个。我真是……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电话那头，赵刚长出一口气，语气低沉却坚定：“老李，我相信你会坚持下去的。大势就是这样，自古华夏就有一批爱批评的，好像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我们要实事求是，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是一味模仿。老大哥现在是强，不能因为他强就该无底线讨好他们、学习他们。他们在开倒车，在恢复特权制度。如果完全跟着他们走，我们革命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李云龙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他攥紧话筒，声音也沉了下来：“是啊，老赵。当初咱们革命，为的就是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翻身当家，消灭特权制度，平均分配。可是人性贪婪啊，总有些人舍不得荣华富贵，变着花样要守住富贵。老赵，没说的，咱们不能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明是打电话去劝解的，最后反而被赵刚带偏了。李云龙放下电话，站在窗前，久久没有动弹。
他想起刚刚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想起赵刚那句“如果完全跟着他们走，我们革命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他心里堵得慌，窗外天色渐暗，他想起当年在晋西北并肩作战的日子，想起那些倒在路上的战友，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既有愤怒，也有悲哀，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这一路上，柱子没了、虎子没了、和尚走了、秀琴也走了，这么大的代价都付出了，再走老路吗？
他知道不行，官老爷高高在上的日子，老百姓不会有好日子过得。赵刚那样的人，注定要比自己走得更难，但正因为有赵刚这样的人在，有些东西才不会彻底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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