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先说摆摊这事儿，真不是说干就干的。古代市井，街头巷尾的空间，其实都是官府的财产或管理范围。城门、街口、桥头、码头这些人流密集之地，更是寸土寸金。
以唐长安、宋汴梁、明南京、清北京为例，这些城市都有固定的坊市区和市场时段。比如唐代《唐六典》规定：“凡坊市之制，市在京城之中，东市、西市为正。”市开必有市令（市长），市司管理秩序、征收市税。夜晚闭市，坊门关闭，坊墙高筑，无照难行。
宋朝时，《梦粱录》记载临安夜市繁华，但那也是经过官方批准的特定区域。任意摆摊，尤其在街道中央、官道两旁，一旦被巡捕逮住，轻则罚钱十文二十文，重则当街捆绑，东西没收，还可能被送入牢狱。
明清时期更加苛刻。摆摊要有“摊照”，类似现在的营业执照。申请摊照，得先去市司衙门登记，交银纳费，经过保人担保，才能获批。而且摊照一年一验，不是终身有效的。小民家里凑个摊照钱，就是大难题。
清代《会典》载，乾隆年间，北京摊照收费按月、按年不同标准，每月二三百文起步，热门地段更高。临时摊贩（流动摊）得交临时摊税，别看钱不多，但加上各种打点、赏钱、巡街小吏的“润笔费”，就是一笔巨款。
没有摊照的人怎么办？只能躲在偏僻胡同、巷口偷偷卖。一旦被抓，轻则罚钱，重则“杖二十”，打得皮开肉绽。
摊税，是市井摊贩绕不开的噩梦。
唐代东市、西市每月固定收取“市税”，按摊口大小、品类征收，贵重货物高税率，日用百货低税率。宋代临安，官方有“行钱”“牙税”，摊贩每日交纳，收据由市司发放。无收据者，一律视作非法贩卖。
明代城门税、桥税、埠头税齐下。比如你卖米，你的米要过城门，过桥，进米市，全程缴税。运米入南京南门，城门税每石米收取铜钱二十文，桥税另收十文，米市摊税每担另缴五文——一圈下来，净利被吃掉一半。
清代摊税更加细致化。顺治时就有“行税”“牙帖税”，乾隆年间又增“灯油税”“夜禁税”，凡夜间开张的小贩，需缴纳夜市灯油费，以供夜市照明和巡逻。广州、苏州、扬州这类大城市，甚至有地方衙役私设摊税，摊主若不交，还会被刁难、扣货、勒索。
除此之外，还有地痞流氓收“保摊费”。不交？摊位被砸、货物被毁。地痞多与地方小吏勾结，告状无门。嘉靖年间就有扬州商贩联合状告市司衙役与地痞合谋，结果状纸未出城门，带头商贩已遭暗害。
摊税摊费，成了小摊贩每天的沉重枷锁。
古代城市有明确的坊市划定。
唐代长安有108坊，坊内居民生活，市内商贩营业。坊市分明，市开时鼓响，闭市时锣鸣。坊门日落即闭，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出入。违规夜市，被视作聚众滋事或图谋不轨。
宋代临安、明南京等城，坊市划分依旧严格。城中街道，严禁乱摆摊位，临街房屋如无官批“牙帖”，不得临街开铺。
明洪武时规定：“凡无照者，夜间出市，见有小商小贩，尽收物以充官用。”抄家式没收成为官方打压非法摊贩的惯用手段。
热门摊口多被世家大族、豪强商户世袭垄断。汴梁“鱼市口”、临安“香市街”、南京“聚宝门外”、北京“珠市口”等地的摊口，往往传数代归一家所有。新手小贩别说插手，就是想挤进去卖点货，也得看人脸色。
摊贩、商铺背后的行会，其实是半合法垄断机构。
宋元时期的牙行、明清的公所、铺户行会，无不把持行业出入门槛。要摆摊，先入行。入行要交“规钱”，即入行费，还得定期缴纳会费，名为行业管理，实为利益瓜分。
行会不仅统一价格，还规定销售范围、产品规格、经营时间。谁敢压价抢市，行会就能派打手围堵、砸摊、放火。
清代苏州丝行规定，未经丝行许可不得开丝铺，哪怕你丝质再好，价格再低，一样被驱逐。广州茶行、北京珠宝行、扬州盐行莫不如此。
行会首领大多与地方大员、官府勾结，年节献礼、平日贿赂，行会规钱中相当部分用于打点官府。
真实的小摊生活，远比小说中苦百倍。
明清时期，一户小贩夫妻，凌晨即起，推着小车去城门外批发货物，付城门税、桥税，再赶至集市付摊税、规钱，午前才能开张。中午高峰期，小吏、地痞轮番来要茶水钱、保摊钱。夜晚收摊，需付灯油钱、夜禁钱。一天辛苦，除去杂费，仅够果腹。
南宋临安《市语》记载，有卖糕饼者，因无力交摊税，被市司杖责，饼车被没收，妻儿流落街头。
清乾隆时，杭州米贩张二，因被市司勒索无法忍受，愤而自焚于市口，引发米商罢市，最终市司换官，但摊税并未减轻。
夜市在古代其实并不自由。
唐代夜禁极严。坊门日落即闭，夜行必持照引，无引者视作盗贼处置。宋代虽有夜市，但集中于官准地区，如临安瓦子夜市、汴梁灯市，摊贩需纳宵禁钱、灯油钱，受官方夜巡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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