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82年进的建筑队，在攀枝花修钢厂时，兜里揣的永远是工字牌。他说，那时候的工人认死理：“工字牌，工人的牌，抽着踏实。”烟盒是软纸的，边角总被汗水浸得发皱，却被手心的温度焐得平整。下工后，几个人蹲在脚手架下，烟在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茶，烟丝燃着的“滋滋”声，比水泥搅拌机还动听。
有次父亲发高烧，师傅从怀里掏出支工字牌，烟盒都被体温焐软了。“抽口，发发汗就好了。”师傅说。烟味呛得父亲眼泪直流，咳嗽声震得工棚的木板响，病竟真的好了大半。后来那师傅退休，父亲特意托人买了两条工字牌送他，两人坐在拆下来的脚手架上，对着烟盒喝了一下午酒，说的都是哪个桥墩难打，哪个大梁难架，烟蒂扔了一地，像撒了把钉子。
工字牌的烟丝，是用什邡的好叶子做的。老烟民一抽就知道：“叶片宽，烤得透，烟灰白得像雪。”父亲说，那时候的烟厂就在什邡，烟丝都是工人用竹筛子筛过的，连碎末都少见。有年烟厂的人来工地调研，父亲还提过建议：“把‘工’字再刻深点，显得有力量。”
工字牌的退场，像老建筑的拆除。90年代末，工地上的烟越来越花哨，过滤嘴越来越长，烟盒上印着明星和跑车。年轻工人说：“工字牌太糙，拿不出手。”父亲整理旧物时，翻出个铁皮烟盒，里面还剩半包发黄的工字烟，烟丝硬得像枯草。他捏起一支，对着光看了很久，“这烟丝，当年能看见叶脉”。
烟早抽不了了，但那“工”字，像枚生了锈的勋章，别在岁月的衣襟上。去年父亲去攀枝花参加厂庆，遇见当年的师傅，师傅从兜里掏出个塑封的工字烟盒，“一直留着，看见它，就想起你们这帮小子抢烟抽的样”。两个老头对着烟盒笑，眼角的皱纹里，还藏着当年工地上的风。
四、山城的雾散了，码头边的剪影
山城牌的烟盒上，永远印着解放碑的剪影。碑身尖尖的，直插烟盒顶端，周围绕着几缕灰雾，像重庆码头的晨雾，朦胧得恰到好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庆，这抹剪影是街头巷尾的“城标”——挑夫的扁担上挂着，老板的抽屉里躺着，甚至公交车的扶手上，都能看见有人夹着支山城烟，烟盒边角被摩挲得发亮。
外公是朝天门码头的“棒棒”，他的竹筐柄上总缠着圈绳子，绳子上挂着个铁皮烟盒，里面装的永远是山城牌。“抽口山城，才算回了家。”他说。烟盒上的解放碑，被他的拇指磨得有些模糊，碑底的“重庆”二字却依旧清晰，像刻在心里的坐标。
90年代的码头边，最热闹的是歇脚的挑夫。竹筐往地上一放，掏出山城烟盒，“啪”地弹出一支，烟在指间转半圈，再分给旁边的伙计。“抽起，抽起。”烟点燃了，烟雾混着江风，把号子声都染得有了味道。有次我跟着外公去码头，见个老纤夫，烟袋里装的就是山城烟丝，他说：“这烟劲大，拉纤时抽一口，能多走三里路。”烟锅的火星在江风里一闪一闪，烟盒上的解放碑，在烟雾里若隐若现，像个沉默的守望者，看着江水东流，看着人来人往。
山城烟的味道，带着码头的泼辣。老烟民说：“一口下去，像喝了口老重庆的沱茶，先苦后甘，后劲足。”生意人谈买卖，递上一包山城，是“实在”的意思；朋友见面，掏出山城分一支，是“不见外”的证明。有次外公帮个老板挑货，老板递给他一包带过滤嘴的好烟，他摆摆手，从兜里掏出山城：“我这烟，比你的经抽。”老板后来成了他的老主顾，说“就冲你这烟，信得过”。
山城的雾散得悄无声息。2000年后，过江隧道通了，码头的挑夫少了，解放碑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烟盒上的剪影渐渐跟不上城市的模样。去年去重庆，在较场口的老茶馆里问老板有没有山城烟，老板笑着摇头：“现在年轻人都抽细支的了，嫌山城太烈，说抽着像吞辣椒。”
外公的铁皮烟盒还在，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里面装着老花镜。他说：“城还在，烟没了，但抽过山城的人，心里都揣着座解放碑。”雾散了，碑还在；烟没了，记忆还在——就像嘉陵江的水，不管流到哪里，都带着码头的味道。
五、九寨沟的花谢了，旅人的明信片
九寨沟香烟的烟盒，曾是川西北最靓的“明信片”。烟盒上的五花海蓝得发脆，叠溪海子的绿淌得像汁，诺日朗瀑布的白练从烟盒顶端垂下来，溅起的水花仿佛能打湿指尖。2000年初去九寨沟旅游，导游总会指着货架上的烟盒说：“带两条，比明信片实在，烟抽完了，盒还能当画看。”
母亲2003年去九寨沟时，就带了四条。烟盒在亲友手里传，“这是五花海”“那是长海”，没去过的人对着烟盒就能想象仙境的模样。邻居王大爷收到一盒，舍不得抽，把烟盒拆开，用浆糊贴在客厅的墙上，“就当挂了幅画”。画的右下角，印着行小字：“四川·阿坝”，像画家的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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