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敦煌洞窟中的艺术重生
1941年3月，河西走廊风沙肆虐，天地间一片苍茫。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张大千却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前往敦煌临摹壁画。这个决定背后，是他对艺术的执着与狂热。当时的敦煌，交通极为不便，从内地前往需历经千辛万苦，且当地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想象。但张大千心中的艺术之火熊熊燃烧，他带领着一支由家人、弟子和工匠组成的百人团队，骑着骆驼，在茫茫沙漠中缓缓前行。
历经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抵达敦煌莫高窟。眼前的景象让张大千震撼得说不出话来。492个洞窟如蜂巢般镶嵌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依然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气息。洞窟内，斑驳的壁画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那些栩栩如生的佛像、婀娜多姿的飞天、生动逼真的故事场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那一刻，张大千知道，自己来对了地方，这里将是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然而，临摹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敦煌气候干燥，风沙极大，常常是画了一天的作品，第二天就被风沙弄脏，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洞窟内光线昏暗，他们只能借助微弱的烛光或自制的反光板进行临摹。为了真实还原壁画的色彩，张大千亲自带领弟子们研究当地的矿石。他们用孔雀石磨制石绿，用朱砂矿石研磨朱红，甚至不惜从遥远的西藏运来珍贵的青金石制作石青。每一种颜料的制作都需要经过复杂的工序，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张大千和他的团队从未有过丝毫抱怨。
在临摹第254窟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时，张大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幅壁画因年代久远，色彩层次模糊不清，许多细节难以辨认。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连续七天趴在脚手架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比对色彩变化。长时间的专注让他的眼睛布满血丝，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让他的身体酸痛不已，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终于，他发现了古人采用“叠染法”，通过数十层薄色叠加，才形成了如此丰富而有立体感的色彩效果。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连夜写下心得：“古人用笔如神，非亲见不得其奥！”
除了自然环境和技术难题，张大千还面临着来自外界的争议。1942年，他在临摹过程中，为了让底层更早期的壁画重见天日，剥离了表层的壁画。这一行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指责他破坏文物，是历史的罪人；也有人理解他是为了抢救更珍贵的艺术遗产，是勇敢的探索者。面对质疑，张大千坦然回应：“若不揭去表层，这些唐代珍品将永远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见天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我相信，后人会理解我的苦心。”他将剥离的壁画碎片仔细编号保存，并在临摹本上详细标注修复情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与担当。
在敦煌的近三年时间里，张大千和他的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276幅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这些临摹作品，不仅是对敦煌艺术的一次全面记录与传承，更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敦煌壁画那雄浑大气的风格、丰富绚丽的色彩、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深深地影响了张大千，让他的绘画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此，他的作品中多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和神秘的宗教气息，色彩也更加丰富、大胆，为他日后开创泼墨泼彩画风奠定了基础。
四、泼墨山水间的风格蜕变
从敦煌归来后，张大千的艺术风格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绘画技法，开始大胆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与实践，他终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泼墨泼彩画风，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泼墨泼彩技法，是张大千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笔墨韵味与西方绘画的色彩表现力完美融合的创新之举。在创作时，他先将墨或彩大胆地泼洒在宣纸上，让墨彩在纸上自然流淌、交融，形成各种奇妙而又独特的纹理和形状。这些纹理和形状，有的如山川河流，有的似云雾缭绕，有的像草木花卉，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和生命力。然后，他再根据这些自然形成的图案，运用灵动的笔触进行巧妙的勾勒和渲染，赋予画面具体的形象和意境。
1968年创作的《长江万里图》，便是其泼墨泼彩风格的典型代表。这幅长达近二十米的鸿篇巨制，以宏大的视角和磅礴的气势，展现了长江的壮丽景色。画作以四川省为起笔，开卷是都江堰的铁索桥，接着长江奔流而下，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最后投入大海的怀抱。画家运用勾染的笔法，以虚实变化的笔墨浓淡关系塑造了山峦峰脉，体现了山河相互掩映的光影关系。同时，擅长运用冷暖色调来体现虚实关系以及画面的内容变化，利用笔墨的自然浸润濡染出墨色的韵味，形成自然的水滨山河的肌理，笔墨的层次关系丰富自然。远近的树木勾染得空灵疏朗，具有很强的笔墨韵味，又极为符合自然之风姿状态。淡墨勾勒的帆船与江河的留白将水面的雾气氤氲与对天光的镜面反射表露无遗，给人极目远眺的疏阔画面感，充分再现了祖国山河之壮美，歌颂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的伟大气魄，表达了作者钟情于长江山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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