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等人对许氏、史氏家族的放纵感到忧虑和苦恼，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权，就建议说：“中书是政务的根本，是国家的关键部门，应该让通明公正的人来掌管。汉武帝在后宫游乐宴饮，所以任用宦官，这不符合古代的制度。应该废除中书的宦官，以符合古代不接近受过刑罚之人的道义。”由此与史高、弘恭、石显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汉元帝刚即位，为人谦让，慎重对待改革，这个建议讨论了很久都没有决定下来，最后把刘更生调出朝廷担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名儒和优秀人才来担任谏官。会稽人郑朋暗地里想依附萧望之，就上书告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门客在各郡国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提到许氏、史氏家族子弟的罪过。奏章交给周堪看，周堪禀报汉元帝后，汉元帝下令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待诏令。郑朋给萧望之写书信说：“如今将军您的规划，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满足了，还是要像周公、召公那样一直努力下去呢？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就满足了，那我郑朋就回延陵的水边，一直到老死算了。如果将军要振兴周公、召公的大业，像日昃之君那样广泛听取意见，那我郑朋或许愿意竭尽全力为您效万分之一的力！”萧望之刚开始见到郑朋时，真诚地接待他；后来知道他品行不端，就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的人，心里怨恨，就转而寻求加入许氏、史氏家族，推翻之前说许氏、史氏的事，说：“那些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说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于是侍中许章禀告汉元帝后召见了郑朋。郑朋出来后，扬言说：“我见到皇上，告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条小过错，一条大罪过。”待诏华龙品行污浊，想加入周堪等人的阵营，周堪等人不接纳他，他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图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疏远许氏、史氏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让郑朋、华龙呈上告发奏章。汉元帝把此事交给弘恭去查问情况，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是想匡正国家，不是为了私利做坏事。”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互相称誉举荐，多次诋毁大臣，离间皇室亲戚关系，想要专擅权势。作为臣子不忠诚，诬陷皇上，大逆不道，请让谒者把他们召到廷尉那里受审。”当时汉元帝刚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就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后来汉元帝要召见周堪、刘更生，才知道他们已经被下狱。汉元帝大惊说：“我只是让廷尉去查问而已啊！”就责备弘恭、石显，两人都叩头谢罪。汉元帝说：“让他们出来任职。”弘恭、石显就指使史高对汉元帝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以道德教化闻名天下，却先审查自己的老师。既然已经把九卿、大夫下狱，就应该就此判决并罢免他们。”于是汉元帝下诏给丞相、御史说：“前将军萧望之，做我的老师八年，没有其他罪过。如今事情过去很久，记忆模糊难以查明，赦免萧望之的罪，收回他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为平民。”
评论
汉元帝初元元年至二年，王朝开启了新的篇章，但这期间各种问题逐渐浮现，预示着西汉王朝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在经济民生方面，面对自然灾害和百姓的困苦，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如调粮救荒、减赋贷种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艰难处境。贡禹针对朝廷奢靡之风提出的节俭建议，虽切中时弊，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的奢侈浪费现象，这种风气若不改变，将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政治层面，汉元帝即位初期，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史高、弘恭、石显与萧望之、周堪等人形成两大势力集团。萧望之等儒臣试图以古制匡正国家，限制外戚和宦官权力，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弘恭、石显等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专擅朝政，与外戚勾结，利用手段陷害忠良，致使萧望之等人被罢官。这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反映出汉元帝在政治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未能正确分辨忠奸，有效掌控朝政局势。
对外关系上，汉朝对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救助，维持了双方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现了汉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策略。但从长远看，这一时期朝廷内部的混乱可能会影响对边疆事务的处理能力。
总体而言，初元年间是西汉王朝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汉元帝未能有效应对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社会问题，使得西汉王朝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实则已潜藏诸多危机，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在政治治理中，君主需明辨忠奸，平衡各方势力，同时要注重节俭，关注民生，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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