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各郡县的百姓都受够了秦朝的法律,纷纷起来杀掉当地的长官来响应陈涉。有谒者从东方回来,把造反的消息报告给秦二世。秦二世大怒,把谒者交给狱吏治罪。后来又有使者回来,秦二世问情况,使者回答说:“不过是些小毛贼偷鸡摸狗罢了,郡守和郡尉正在追捕,现在都已经抓到了,不值得担忧。”秦二世听了很高兴。
陈王任命吴叔为代理王,监督各路将领向西攻打荥阳。
张耳和陈馀又劝说陈王,请求派一支奇兵向北攻取赵地。于是陈王任命他过去的好朋友陈县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拨给他们三千士兵,去攻打赵地。
陈王又命令汝阴人邓宗攻打九江郡。就在这个时候,楚地聚集几千人的队伍数不胜数。
葛婴到了东城,拥立襄强为楚王。后来听说陈王已经称王,就杀了襄强回来报告。陈王却把葛婴给杀了。
陈王命令魏国人周市向北攻取魏地。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陈王听说周文是陈县的贤人,精通军事,就给了他将军的印信,让他向西攻打秦国。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到了各个县,游说当地的豪杰,豪杰们都纷纷响应。于是他们一路上招收兵马,得到了几万人。众人称武臣为武信君。他们攻下了赵国十多座城,其他的城都坚守不降。于是武臣带兵向东北攻打范阳。范阳人蒯彻劝武信君说:“您肯定是想打胜仗后再占领土地,攻下城池后才拿下城邑,我觉得这样做可就错了。要是您真听我的计策,不用攻打就能让城邑投降,不用打仗就能占领土地,发布一道檄文,千里之地就能平定,您觉得咋样?”武信君问:“你这话啥意思?”蒯彻说:“范阳县令徐公,怕死又贪心,想抢先投降。您要是把他当成秦朝任命的官吏,像杀前面十座城的官员那样杀了他,那边境上的城都会变成坚固的城池,难以攻打。您要是给我侯爵的印信,让我去送给范阳县令,让他坐着华丽的车子,在燕、赵的郊野奔驰炫耀,那么燕、赵的城邑不用打仗就会投降了。”武信君说:“好主意!”就用一百辆车、二百名骑兵和侯爵的印信去迎接徐公。燕、赵等地听说后,不战而降的城邑有三十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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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元年,秦朝的统治已如大厦将倾,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件深刻揭示了秦朝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秦二世即位后,并未反思秦朝统治存在的问题,而是妄图满足个人私欲,追求享乐。赵高为巩固自身权势,迎合秦二世,提出以严苛法律诛杀大臣和宗室,重新任用亲信的策略。秦二世欣然采纳,致使秦朝内部陷入恐怖统治,众多公子、公主及大臣遇害,如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含冤自杀,公子高为保家族被迫上书求死。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严重削弱了秦朝统治集团的力量,使得朝廷人心惶惶,加剧了内部矛盾。
与此同时,秦二世继续大兴土木,重启阿房宫修建工程,又征调大量材士屯卫咸阳,导致物资匮乏,百姓负担极重,连咸阳周边三百里内的百姓都不能食用当地粮食,民怨沸腾。
在这种背景下,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因大雨延误戍边期限,按秦律当斩,横竖都是死,他们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点燃了民众反抗的怒火。起义军迅速壮大,一路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纷纷响应,反映出秦朝严苛法律早已令百姓苦不堪言,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
张耳、陈馀作为魏国名士,虽有一定政治见解,建议陈胜不要急于称王,而是西进立六国后代,壮大反秦力量,但陈胜急于求成,未采纳此建议,自立为王,号“张楚”。这一举动或许在短期内凝聚了反秦力量,但从长远战略看,过早暴露称王野心,可能引发各方警惕,不利于团结更广泛的反秦势力。
秦二世面对起义消息的态度也令人唏嘘。当谒者如实汇报反情时,他竟将其下狱,致使后来使者不敢说实话,虚报“群盗已尽得,不足忧”,秦二世便信以为真,自我陶醉在虚假的太平之中,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浑然不觉。
武臣等人奉陈胜之命北略赵地,在蒯彻的劝说下,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成功拿下诸多城池。这表明在秦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人心思变,一些地方官员已不愿为秦朝卖命,反秦力量顺势发展壮大。
秦二世元年的这些事件,清晰地展现出秦朝在内外交困下,统治根基已严重动摇。内部的残酷统治与权力斗争,外部的民众起义风起云涌,秦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走向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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