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资质驽钝，幸居太师之位，不敢不竭忠尽智，昧死以闻。伏惟陛下圣鉴，采臣愚见，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惶恐，顿首再拜。
太师 萧景 谨书
《管子》有云：“政通人和，百事乃兴。” 中外文贸交流，系盛世长远之基，萧燊帝将其列为岁首重务，数召太师萧景、太傅林文昭等重臣入乾清宫议事，广采群言，博纳众智，终定“贸易先行、文化为魂、双向包容、互利共生”之总方略。谕令打破地域之限、观念之桎梏，构海陆并举、官民同心之全方位交流体系，使中外往来无滞、文贸相通无间。
尚书令楚崇澜，总领百僚，摄尚书省庶务，首将中外交流纳入新政核心，恐其与诸务脱节，致推行不力。乃数集六部尚书开专题议事之会，明定礼部主理文交与宾礼、户部掌财赋与贸管、工部司物资与转运，三部门各守其职而又互为表里。复躬身梳理魏党旧弊——昔日对外交流之禁、港口管控之乱、官吏贪墨之弊，一一厘正，订跨部协同细则，划清权责，使政令下行如川流不息，诸司协同无有壅滞。
中书令孟承绪，性缜密，谙政务，掌中枢决策与诏令草拟。承帝之旨，牵头组专项团队撰《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拓展疏》，遍览历代通洋互市之成败，考诸邦风土人情、货殖需求，合大吴国情，细陈扩海外贸易、设海外文驿、邀番邦人士来华、推特色物产外销四大端。三召阁臣与部院主官聚于政事堂，逐句商酌，十易其稿，去繁就简，补偏救弊，使策文既合圣意，又切实务，可顺畅落地行之。
尚书省左仆射裴嵩，专司吏治与财赋统筹，全力协楚崇澜推进交流之事。吏治一端，他厘定交流官员考核之制，将外语之能、番务之验、廉洁之德悉纳入核心考项，遴选熟谙贸规、品行端方、责心笃重者，充任交流一线之职；财赋一端，他协户部拨专项经费，严循“三重核查制”，从拨付、使用至核销，每一环皆设专人监核，确保银钱专款专用，涓滴无虚耗，从源头上杜贪腐之隙。
侍中纪云舟，掌诏令审核与封驳，守职持正，不阿权贵。见魏党余孽暗中阻挠交流，妄传“闭关自守”之论，甚至篡改诏令，乃一一核查，果断驳回不合规拟诏，速禀萧燊帝，力遏反对之势。同时，他牵头订《对外交流礼仪规范》，厘定朝会之礼、外交之辞，训导出访使臣与接待官员，令其既显大吴大国风范，又守施政底线，待番邦之客礼敬有加，处交涉之事不卑不亢。
《史记·货殖列传》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扩海外贸易之规模，乃中外交流之经济根基，亦为互利共赢之核心抓手。萧燊帝谕令，以广州、泉州、宁波诸港为枢纽，拓“海上贸易走廊”；复借北方边疆驿站、西南茶马古道，开陆上贸易之途，通东亚、东南亚乃至远邦，推大吴丝绸、瓷器、药材外销，纳番邦香料、珠宝、良畜内流，成互补共生之局。
户部尚书谢明，加太子少保衔，精于财赋之术，为海外贸易拓展之核心推动者。他亲赴沿海诸港，察贸易之实，推税惠之策：番商初来华者，免关税三载；大吴特色物产外销者，减赋税之半。复简化通关流程，设专窗审核，配专人对接，使舟楫到港、货物流转无有滞碍。监管之上，他严循“三重核查制”，建贸易台账，详记进出口物资，严堵贪腐之洞，保经费足额、贸易有序。
户部江西清吏司郎中陈商，熟番邦贸规与风土人情，数随使团出访，遍历朝鲜、日本、越南、暹罗诸国。每至一国，必躬拜其君主与商团领袖，备丝绸瓷器为礼，细述大吴盛世之象、贸易之策、物产之优，解其疑虑，洽其合作，先后与十余国订长期贸约，建稳定往来之谊。同时，他广收海外市场之息，引战备物资、特色香料、优良谷种归吴，丰大吴物资之供。
广州知府梁文蔚，深知港口为贸易之门户，大力推商贸之革，整贸易之序，欲将广州打造成南疆外贸核心。他牵头葺码头、固防波、增仓储、配装卸之具，大幅提港口吞吐之能；复于港畔设番商集市，分交易、仓储、生活之区，为番商供集中贸易之所。为保贸易之安，他协地方衙役与水师联巡，击海盗、查走私；设便民驿站，为番商供住宿、翻译、通关引导之服，使广州港吸引力日增，贸额逐年攀升。
宁波直隶州知州郑明远，借宁波濒海之利，以兴港贸为核心政务，欲筑北方外贸枢纽。他主动对接水师游击钱海生，令其巡逻船队护宁波至海外航线之安，定期巡弋，清海盗之患，保商船往来无忧。复协浙江布政使秦仲，通宁波港与内陆之途，葺官道、疏漕河，建物资转运联动之制，使番货速运内陆，吴产畅抵港口，贸易流转高效无滞。
《论语·季氏》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传大吴礼乐技艺，搭中外文明之桥，乃对外交流之核心使命。萧燊帝深鉴，文化认同为最深之认同，遂谕令于番邦要地设文化交流驿站，为大吴文明对外传播之窗，使礼乐制度、农耕技艺、纺织之法、中医药理远播异域，泽被番民，亦显大吴文明底蕴与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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