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年）的冬天，米脂县的驿道上，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正牵着马往前走，棉袄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棉絮，冻得直打哆嗦。这人叫李自成，是个驿卒，说白了就是驿站里跑腿的，今天却要丢饭碗了——朝廷刚下了旨，裁撤全国冗余驿站，米脂驿就在名单上。
“李哥，咱真就这么算了？”跟在后面的小驿卒哭丧着脸，手里还攥着半块冻硬的窝头，“咱在驿站干了五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说裁就裁？”
李自成没回头，只是紧了紧手里的缰绳。这匹马是驿站的，待会儿还得交回去。他心里堵得慌，不是因为丢了差事，是因为家里——老娘前几天饿晕了，媳妇把陪嫁的银钗当了，才换了两升小米，现在这点粮怕是撑不过这个月。
回到驿站，当官的早等在那儿了，手里拿着一本账册：“李自成，这是你最后三个月的饷银，一共六钱银子，点清楚。”银子是碎的。他知道，这点钱在如今的陕北，连十斤小米都买不到——去年起，陕北就没下过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米价涨了十倍，老百姓只能挖草根、剥树皮，有的村子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
“大人，”李自成咬着牙问，“朝廷就不管管？听说南方的漕粮过了黄河，能不能……”
“能不能什么？”当官的把眼一瞪，“漕粮是给边军的，你算哪根葱？再说了，税银还没收齐呢，县太爷正带着衙役催缴，你要是欠税，小心扒了你家的房子！”
李自成攥紧了拳头，他确实欠税，去年的秋税还没交清。可家里都快断粮了，拿什么交？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县太爷的轿子从街上过，后面跟着十几个衙役，扛着从百姓家抢来的粮食、被褥，还有个老太太趴在地上哭，被衙役一脚踹开。李自成想起小时候，爹常说“县令是百姓的父母官”，可这“父母”，怎么比狼还狠？
没过几天，衙役真找上门了。领头的是个歪嘴子，手里拿着铁链：“李自成，欠税三两银子，限你三天交清，不然就锁你去坐牢！”
李自成抄起门后的扁担：“银子没有，要命一条！”他媳妇赶紧拉住他，哭着说：“咱再想想办法……”
办法没想来，祸事先来了。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才十五岁，看不惯衙役欺负人，偷偷在歪嘴子的饭里下了巴豆，结果把人拉得差点虚脱。歪嘴子告到县里，说李自成教唆侄子抗税，县太爷一拍惊堂木，下令“锁拿归案”。
那天夜里，李自成揣着那几钱碎银子，摸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舅舅叹着气说：“如今这世道，留在家就是等死。听说府谷的王嘉胤反了，聚了好几千人，专杀贪官污吏，你不如……”
“反？”李自成心里一惊。他以前只在戏文里听过“反贼”，可现在，这两个字听着竟不那么可怕了。
“不反也是死。”舅舅递给她一把生锈的柴刀，“你爹当年就是被税吏逼死的，你忘了？”
李自成的爹是个佃农，十年前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地主活活打死。这事儿他一直记在心里，现在被舅舅一提，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他攥着柴刀，刀把上的铁锈蹭了满手，却让人感到心安。
第二天一早，李自成没去县衙，而是带着李过，还有几个跟他一样被裁的驿卒，偷偷溜出了米脂县。他们一路往西，直奔府谷，路上遇到不少逃荒的饥民，听说他们要去投“反贼”，纷纷加入进来，走到半道，队伍就从十几人变成了上百人。
王嘉胤见李自成长得高大，说话有条理，还会几招拳脚，就让他当了个小头目。可没过两年，王嘉胤被官军杀了，队伍散的散，逃的逃。李自成带着剩下的几十人，投了高迎祥——这人是陕北有名的好汉，绰号“闯王”，手下有好几万人，最擅长打游击战。
高迎祥见李自成敢打敢拼，还懂点兵法（其实就是在驿站听老兵讲过三国演义），很是器重，让他当自己的左膀右臂，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闯将”。
崇祯七年（1634年），朝廷派杨嗣昌总督陕西军务，搞了个“四正六隅”的围剿计划，想把起义军一网打尽。官军像疯狗似的追着打，高迎祥的队伍被冲散了，李自成带着一支人马钻进了商洛山。
山里的日子苦啊，没粮没药，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有天夜里，李自成发高烧，迷迷糊糊中听见手下在哭：“闯将，咱要不散了吧？回家哪怕讨饭，也比在这儿等死强。”
李自成挣扎着坐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块啃了一半的干饼——这是他省了三天的口粮。“弟兄们，”他的声音沙哑，“咱出来反，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家里人能吃上饱饭。现在退了，官府会放过咱吗？乡亲们会怎么看咱？”
他指着山外：“杨嗣昌不是狂吗？说要三个月平叛？咱就跟他耗！耗到他粮尽兵疲，耗到天老爷开眼，下一场大雨，让地里长出庄稼，到时候咱再杀出去，给老百姓分田地，让他们不用再交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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