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来得迟，聚宝斋门前的槐树才冒出嫩芽。我坐在柜台后面，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玻璃展柜，里面空空如也。老邻居蹲在门口抽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盯着街对面新开的古玩店。
"小周啊，"老邻居把烟头在鞋底摁灭，慢悠悠地踱进来，"再这么下去，咱们这店怕是要喝西北风了。"
我叹了口气。自从潘家园整顿后，好货越来越难找。上周好不容易看中一对乾隆年间的粉彩碗，价格谈不拢，被个山西煤老板截了胡。
门帘一挑，老张提着两瓶二锅头和一袋花生米进来了。他退伍多年，腰板依然挺得笔直，只是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
"喝点？"老张把酒往柜台上一放，"我刚从马甸那边回来，听说日本那边有不少咱们的老物件。"
老邻居的眼睛亮了一下，凑过来拧开瓶盖："你是说...二战那会儿被抢走的？"
"可不，"老张给自己倒了杯酒，"我当兵时候的指导员，他爷爷是故宫的，说日本人投降那会儿，光是从故宫就运走了十几车东西。"
我心头一动。去年在拍卖会上，一件宋代汝窑小洗拍出了两亿多。要是能找回几件...
"咱们去日本走一趟？"我试探着问。
老邻居眯起眼睛算计着："签证好办，我有熟人在旅行社。关键是去了找谁？东西在哪儿？"
老张抿了口酒："我在自卫队交流时认识个翻译，叫田中，现在退役了在大阪开居酒屋。这人实在，可以联系看看。"
一周后，我们仨站在成田机场的到达大厅里。老邻居背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里面装着他那些鉴定工具；老张只带了个军用挎包，腰杆挺得笔直；我拖着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方便面和榨菜——老邻居说日本物价贵，能省则省。
田中开着他的老款丰田来接我们。他是个矮壮的中年人，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听说我们的来意，他皱了皱眉："周桑，这些东西...很多都在私人手里，不好找啊。"
"总得试试，"我递给他一条中华烟，"您给指条路就行。"
田中把我们安顿在浅草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榻榻米房间很窄，但干净整洁。窗外能看到晴空塔的尖顶，在夕阳下泛着橙红色的光。
晚饭是在街边一家叫"秋田屋"的小馆子吃的。老张要了鳗鱼饭，我和老邻居点了天妇罗定食。老邻居一边吃一边研究老板挂在墙上的旧海报，突然压低声音说："你们看那个招贴画，裱画的纸像是清代的宣纸。"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一张昭和时期的啤酒广告，确实用老纸裱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浅草寺的古董市场。摊位沿着参道两侧排开，卖什么的都有：旧和服、武士刀、漆器...老邻居像猎犬一样在各个摊位间穿梭，不时拿起某件东西端详，又失望地放下。
"都是些破烂，"他嘟囔着，"连件像样的民窑都没有。"
走到市场尽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着个戴老花镜的日本老人，面前摆着几件瓷器。老邻居蹲下身，拿起一个青花小杯，手指微微发抖。
"康熙年的，"他小声对我说，"官窑，绝对没错。"
我心跳加速，蹲下来问价。老人伸出五根手指。
"五万日元？"我问。
老人摇头："五十万。"
老邻居冷笑一声，用他半生不熟的日语说："这是中国的东西，你们抢来的。"
老人的脸色变了，伸手要夺回杯子。这时，一个穿着考究西装的男人走过来，用流利的中文说："这位先生，买卖讲究你情我愿，何必说这些伤感情的话？"
我抬头看他。这人三十多岁，梳着油光水滑的背头，手腕上戴着块金劳。
"山本龙一，"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家族做古董生意三代了。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店里看看。"
老邻居还在和那老人讨价还价，最终以三十五万日元成交。山本冷眼看着，临走时丢下一句："浅草这边没什么好东西，真正的收藏家都去银座。"
回旅馆的路上，老邻居兴奋得像捡了宝："你们知道这小杯值多少钱吗？国内拍卖至少两百万人民币！"
老张却皱着眉："那个山本不像好人。"
田中晚上来旅馆，听说我们遇到山本，脸色变得难看："山本家在战前就是做古董生意的，据说...和军方关系密切。"
"那就是说..."我心跳加速。
"他们家族肯定有不少...你们想要的东西，"田中压低声音，"但他们不会轻易出手的。"
第二天，我们去了山本在银座的画廊。店面装修得极尽奢华，入口处摆着件半人高的青铜器，我一眼认出是商周的样式。
山本亲自接待我们，带着傲慢的笑容："这些都是家族收藏，非卖品。"
老邻居盯着玻璃柜里的一幅山水画，呼吸急促："这是...范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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