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老张到处转悠，但是始终没有什么收获，我着急他更急，他自从收养了梨雨那孩子生活有了奔头，连自己媳妇的精神病都好了不少，我看都和正常人一样了。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假设你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就会变得对钱更加渴望。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一个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肯定就会想过好日子，如果想过好日子，没钱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和他一商量，别守株待兔了，幸福生活是双手创造出来的，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那时候潘家园已经有点颓势，像我们这种街串子一般都是去人家家里面收东西，根本懒得去潘家园这种地方收东西——人太多，捡漏太难了。
但形势比人强，我和老张就去潘家园转悠转悠。
潘家园水很深，越是好东西水越深，主打一个坑你没商量。基于这种考虑，我对古董字画都不敢碰，就寻摸点旧书来倒卖一下赚点中间价。当时潘家园书摊在西头一个胡同里，从南向北四五十米吧，两边都是书的海洋。
京城，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文化圣地。每年，无数的书籍如同涓涓细流般汇聚到京城的潘家园书摊，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你会看到：
中国书店的木质楼梯总在午后发出轻微呻吟，戴绒线帽的老店员蜷在柜台后打盹，身后八层书架堆着1979年版《辞海》和卷了边的俄语教材。潘家园周末的早市上，摊主把泛黄的《赤脚医生手册》与线装《红楼梦》混放在塑料布，穿冲锋衣的藏书客蹲着翻检，指甲缝里很快积满三十年前的灰尘。
西四胡同口的旧书车雷打不动停在邮局旁，车斗里上世纪的外语期刊裹着油墨洇染的笔记，老板娘说这些都是出版社库房拆迁时论斤收的。曾在阜成门桥下摆了二十年摊的老周，如今转战微信群拍卖古籍残本，他总念叨着当年某教授花五块钱淘到过康有为批注的《新学伪经考》。
这些蒙着霉斑的纸张始终在流动：琉璃厂某间阁楼藏着全套五十年代《人民画报》，798艺术区的网红咖啡馆用《毛选》合订本当装饰，五道口毕业季的跳蚤市场里，考研笔记与《存在与虚无》并肩躺在凉席上等待新主人。当库本阅览室都开始电子化检索，仍有年轻人特意跨越大半个北京城，只为抚摸某册民国诗集扉页上褪色的藏书章——那些老木头在暖气烘烤下散发的陈腐香气，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包浆。
在如此庞大的图书流量下，书摊摊主们深知时间就是金钱，他们必须迅速地将书籍流转出去，才能保证生意的持续。因此，“快”成为了这个行业的关键词。只有快速进货、快速出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即使手中的书籍再珍贵、再值钱，如果积压在手中无法及时售出，那也等同于一文不值。
在这种快节奏的行业风气影响下，摊主们对于图书的摆放自然就不会太过讲究。他们往往将书籍随意地堆积在一起，形成一堆又一堆的小山。这样的摆放方式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却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空间利用率，方便快速取放。
而我和老张，在那两天里，就整天蹲在这一堆堆的书籍旁，像两只寻宝的松鼠一样，不停地翻找着我们心仪的书籍。老张还打趣地说：“这两天可真是吃了不少陈年老土啊！”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在书堆中埋头翻找的情景。
其实，今天的条件还算好的。在以前条件更差，淘到宝贝更需要吃苦在吃苦。记得早几年，天还没透亮，潘家园西门的铁栅栏外已晃动着十几支手电筒光束。穿军大衣的老书虫们跺着脚取暖，哈出的白气刚触到眼镜片就凝成霜花。五点二十分卷闸门轰然升起的刹那，人群像听到发令枪似的猫腰往里扑，帆布袋扫过水泥地卷起的灰土裹着隔夜烟味直呛喉咙。
有时候，那个经常有好东西的秃顶老板刚掀开防雨布，七八双手已同时插进那堆民国期刊里。穿蓝布衫的老先生颤巍巍举着放大镜核对《东方杂志》版权页时，旁边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突然从底层抽出本1953年《歌曲》合订本，扉页“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钢印在晨光里一闪，几根沾着泥的手指立刻从不同方向按住了书脊。
特别是夏天，当晌午的毒日头把塑胶棚蒸成蒸笼，蹲了三小时的膝盖发出咯吱响。某位女教师为核对《芥子园画传》是否缺页，鼻尖几乎贴到发脆的宣纸上，后颈晒脱了皮也浑然不觉。突然有人惊呼“商务版《万有文库》”，十几个汗津津的脊背瞬间聚成密不透风的墙，五十年代竖排繁体字的《徐霞客游记》在推搡中裂成两半，攥着半本书的人还没来得及惋惜，另半边已被塞进某个蛇皮袋消失在人堆里。
暮色降临时分最是难熬。守了整天的青工小张还在扒拉最后两麻袋文革小报，指甲缝嵌满纸屑的右手突然触到硬壳封面——1977年上海出的《天体物理讲座》！摊主瞟见他瞬间绷直的脊背，漫不经心吐出的价码比原标价翻了三倍。远处收废品的三轮车正在装运全天没卖掉的“废纸”，某册《傅雷家书》的批注页从车缝飘落，被路过的胶鞋踩进污水坑，墨迹在“赤子孤独了”那句上晕成蓝色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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