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口范永斗府邸那间密室里，当宣府右卫指挥使任纲提出“除掉高杰”这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在座的几位大蝗商，无不感到一股寒意。然而，范永斗的脸上，却看不出太多惊讶，反而像是在沉思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或许，他是想起了几年前，那位曾经权倾朝野、试图力挽狂澜的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杨嗣昌。
杨嗣昌，才华横溢，深受崇祯皇帝早期信任，力主“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寇战略，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然而，时运不济，加之朝中掣肘，最终功败垂成。崇祯十四年（1641年），襄阳、洛阳等重镇相继陷落于流寇之手，督师在外的杨嗣昌忧愤交加，最终病逝（一说自尽）于军中，落得个声誉扫地、死后仍被追责的凄惨下场。
他的死，在当时的朝廷引发了极其激烈的党争。东林党人几乎是幸灾乐祸，朝臣们纷纷落井下石，将其斥为“奸佞”、“误国”，恨不得将其鞭尸扬灰。唯有崇祯皇帝本人，在接到杨嗣昌的死讯时，流下了真切的眼泪，为失去这位虽有失误、却也曾殚精竭虑的臣子而悲痛。皇帝本意是要保全杨嗣昌的身后名，但朝中官员却依旧揪住其“失地”之罪不放，坚持要严厉追责，使得朝廷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正如后来同样命运多舛的孙传庭所总结的那样：“朝臣必嫉有谋略之人！” 大明朝堂之上，派系倾轧，嫉贤妒能，早已成为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有能力、敢担当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范永斗此刻想起杨嗣昌的下场，心中或许更加坚定了必须不择手段自保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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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人，” 一直沉默的王大宇，此刻皱着眉头开口了，他看向任纲，“您方才说……除掉高杰？莫非……是想借流贼之手？” 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安和反对。
任纲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呷了一口，并未直接回答，反而笑道：“高杰此人，悍勇有余，谋略不足，且刚愎自用。他若孤军深入宣府境内，遭遇些‘意外’，或是被流贼的游骑‘恰巧’碰上，丢了性命，似乎……也并非不可能？” 他这话，等于是默认了王大宇的猜测。
王大宇脸色一变，立刻摇头道：“不行！绝对不行！我等与关外通商，已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若再与流寇勾结，陷害朝廷命官，一旦败露，那便是万劫不复！此事，我王家绝不参与！”
范永斗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王老板倒是清高！可你那马行，每年卖给喀尔喀、察哈尔部落多少匹战马？其中有多少又转手流到了建奴手里？难道就比通敌资寇的罪名轻多少吗？！”
“你……你血口喷人！” 王大宇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反驳。
眼看内部就要先起纷争，另一位蝗商黄云发连忙出来打圆场：“哎呀，诸位！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己人吵起来？依我看，此事风险太大，不如……不如我们赶紧将家产细软，能转移的都转移到南边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旁边的靳良玉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而坐在末位的田生兰则依旧抱着侥幸心理：“我看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京里那些大人们，哪个不喜欢银子？咱们再凑一笔重金送过去！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有银子摆不平的事！”
“糊涂！” 范永斗猛地一拍桌子，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脸上露出了不容置疑的决绝之色，“南迁？我们这么多家业，盘根错节，岂是说走就能走的？送银子？你们还没看清吗？这次皇帝是铁了心要拿我们开刀！送再多银子，也只是肉包子打狗！唯有任大人的计策，让高杰有来无回，死在宣府境内！这才是唯一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高杰前脚到张家口，我们后脚就得人头落地！”
在他的强势坚持和利害分析下，其他几位原本还有些犹豫的蝗商，最终也都被说服了。求生的欲望，压倒了对风险的恐惧。
“好！就按范大哥和任大人的意思办！”
“干了！不除了高杰，我们都得死！”
七大蝗商最终达成了一致。范永斗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光靠任大人还不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需请动关外的朋友！”
他压低了声音：“我已经秘密派人，携带重礼和我的亲笔信，前往……盛京！请求大清摄政王，派出精锐骑兵，在宣府境内‘恰巧’与高杰的部队‘遭遇’！到时候，是战是和，是杀是擒，就看他们的本事了！我们只需……坐收渔利便可！”
此言一出，连任纲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勾结建奴，诱杀朝廷命官？！这范永斗……真是疯了！
然而，事已至此，他早已和这些蝗商绑在了一条船上，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一只信鸽，载着一封写满了密语和承诺的信笺，从范永斗府邸的后院腾空而起，振翅飞向了东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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