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清晨,几辆载着下乡青年的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停在厂门口。
车轱辘上还沾着未干的泥浆,几个青年跳下车时,膝盖上的补丁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闻讯赶来的家属们立刻围了上去,却见这些原本意气风发的孩子红着眼眶,“哇” 地一声哭了出来:“吃高粱米就盐水,太苦了!”
人群中有人不解地问:“咋连菜都没有?”
一个青年抹着眼泪解释,声音带着哭腔:“地里的菜还没长起来,队里也不给发,只能拿开水化点大粒盐,吃饭时用筷子尖蘸一下,就着硬邦邦的高粱米饭往下咽……”
这话像根刺,扎得盛国琳心口发疼。
他的三儿子盛明伟此刻正在青年点受苦,想到儿子啃着干涩的高粱米,就着盐水的模样,这位平日里硬朗的汉子眼眶也红了。
夏义峰同样坐立难安,小儿子夏天单薄的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几个家长一合计,脚步匆匆地往徐志海办公室走去。
“徐厂长,孩子们实在遭罪……” 盛国琳哽咽着开口,其他家长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恳求。
徐志海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片刻后说道:“这样,以后给青年点的物资,厂里直接派送,不再经过村里。之前的事,咱们看破不说破,还得和村里维持好关系。”
很快,农场调拨了新粮,冷库搬出冻鱼,菜窖里的白菜萝卜也被装上卡车,外加几吨过冬的煤。
四天后,满载物资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国村,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打着旋儿。
青年点的冬天格外漫长。
天还没亮,青年们就跟着社员们扛着锄头往山上走,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
修梯田的活计又累又枯燥,手掌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
晚上回到漏风的平房,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大家只能翻翻皱巴巴的报纸,或者凑在一起聊聊家里的事。
好在厂里定期送来物资,搭配着生产队分发的口粮,生活勉强能维持。
每到送物资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前五天,白面馒头、红烧肉的香气能飘出老远;
中间五天,虽然没了细粮,但腌菜和粗粮饼也能管饱;
到了最后五天,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把苞谷面糊得稀稀的,就着咸菜疙瘩度日。
夏天回家探亲时,特意从家里带了条腌鱼,想感谢生产队长的照顾。
推开队长家的门,浓烈的酒香扑面而来。
队长正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一盘小葱蘸大酱,一盘煎豆腐,自斟自饮。
见夏天来了,热情地招呼他一起喝两杯。
辛辣的白酒下肚,夏天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连骨头缝里都是热乎的。
第二天,夏天又找上门,挠着头说:“叔,我们点里的兄弟们都馋酒,您看……”
队长一拍大腿,笑得满脸褶子:“敢情是馋这口了!”
没过几天,院子里就支起了酒缸,十三口大缸,十口埋进地窖,三口用来兑酒售卖。
青年点的小伙子们血气方刚,没几天就练出了酒量。
盛明伟更是成了 “酒王”,半斤白酒下肚,面不改色。
大家把家里寄来的钱,大半都换成了辛辣的烧酒。
12 月 6 日,厨房的米缸见底了。
做饭的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站在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明后天就没吃的了,这大雪封山的,厂里的车还能来吗?”
众人挤在厨房里,看着缸底那点可怜巴巴的高粱米,心里都凉了半截。
雪越下越大,鹅毛般的雪花很快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有人从窗户翻出去,用铁锹铲出一条窄窄的小道。
青年们躺在炕上,肚子饿得咕咕叫。
盛明伟突然开口:“那年厂里后勤卖麻花,我排了老长的队,刚拿到手就咬了一口,那叫一个香……”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高贵咽了咽口水,接话道:“在弹尾的时候,我抓过蚂蚱、知了,架在火上烤,外焦里嫩!还有一回,抓了条蛇,放锅里炖,那汤鲜得哟……”
此时的周山正沉浸在大雪的欢乐中。
他在院子里滚雪球,和吴权、吴伟一起堆雪人。
枯枝做手臂,石子当眼睛,雪人咧着嘴,仿佛在笑。
可在国村的青年点,却是另一番光景。
盛国琳守在电话机旁,一遍遍地追问纪保田:“车啥时候能走?孩子们还等着粮食呢!”
纪保田在电话那头信誓旦旦:“路通了就发车!放心,每次送的量都富余!”
可他不知道,生产队队长克扣的口粮,早就变成了酒缸里的琼浆。
高贵用口粮换来的苹果,偷偷塞给了做饭的女青年;换来的酒,则成了大伙苦中作乐的慰藉。
饿了一天肚子,夏天躺在炕上,轻轻哼起了歌:“躺在炕上想三线,三线的欢乐已不见……”
苍凉的歌声在屋子里回荡,唱得大伙鼻子发酸。
不知谁喊了句:“别唱这丧气话!”
夏天顿了顿,清了清嗓子,声音突然变得激昂:“躺在炕上想起党,党的指引是方向……”
歌声穿透风雪,飘向远方,仿佛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簇小小的火苗,照亮了这群年轻人倔强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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