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钱塘后，陆景行将四神丸的故事、医案、炮制方法、食疗用法都编入《山野医话》，在书中写道：“四神丸者，源于涂山甘棠村，起于牧人治畜，传于商旅互通，验于医馆辨证，非一人一时之功，乃民间实践之结晶。其方虽未载于古之经典，却暗合‘补火生土’之理，实乃中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之佐证。”
《山野医话》刊印后，四神丸很快传遍江南。杭州有位丝绸商，患肾泄十年，听闻此方，按书中记载配制服用，半月便见效；苏州有位郎中，将四神丸用于产后泄泻的妇人，加当归、黄芪，不仅止泻，还能补血益气。四神丸从此走出淮河流域，成为江南地区治疗肾泄的常用方，而陆景行的记载，也让这味源于口传的民间方，终于有了正式的文献记录。
第七回 南北地域辨加减 四神方随境而变
《山野医话》流传开来后，各地医者纷纷用四神丸诊治肾泄患者，却发现因地域、气候不同，疗效常有差异。北方医者发现，北方冬季严寒，患者多伴四肢厥冷、小腹冷痛，单用四神丸，温阳之力不足；南方医者则察觉，南方湿热多雨，患者常泻下黏滞便、舌苔黄腻，用四神丸易助湿生热。
京城“太医院”的医官李修远，素以辨证精准闻名。他见北方患者多“寒凝气滞”，便在四神丸中加附子、肉桂，增强温阳散寒之力；遇有气滞腹胀者，再加木香、陈皮，理气和中。有位驻守边关的将领，常年在塞外征战，患肾泄三年，泻时伴小腹拘急疼痛，李修远用加了附子、木香的四神丸，连服一月，泄泻全止，畏寒腹痛之症也消。将领叹道：“李医官之方，如冬日暖阳，驱散了我腹中的寒气！”
江南“杏春堂”的郎中张仲和，深谙南方湿热之弊。他见南方患者多“湿热夹杂”，便在四神丸中减吴茱萸之辛热，加黄连、茯苓，清热祛湿；若伴里急后重，再加葛根、黄芩，升阳止泻。有位水乡女子，患肾泄半年，泻下便黏腻不爽，舌苔黄腻，张仲和用加了黄连、茯苓的四神丸，十日便见效，半月后痊愈。女子笑道：“张郎中的药，像春雨洗去了我体内的湿气，浑身轻快！”
除了地域差异，医者们还发现，患者年龄、体质不同，四神丸的用法也需调整。小儿脏腑娇嫩，脾胃虚弱，用四神丸时需减量，加山药、莲子，健脾益气；老人气血亏虚，用四神丸时加当归、熟地，补血填精。有个五岁孩童，患肾泄半年，面黄肌瘦，张仲和用四神丸减半量，加山药、莲子，制成蜜丸，让孩童每日服十丸，半月后，孩童泄泻止，面色也红润起来，能跑能跳。孩童的母亲感激道：“张郎中，你这药甜丝丝的，孩子爱喝，病也治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些加减之法，通过医者的交流、医案的传播，渐渐形成了四神丸的“变方”体系。北方医者编出“四神加桂附汤”，南方医者创出“四神去萸加连汤”，小儿用“稚儿四神丸”，老人用“益寿四神丸”。而这些变化，皆源于各地医者的临床实践，是对原方的补充与完善。
此时，距四神丸诞生已过百年，它不再是甘棠村那味简单的“四味药粉”，而是发展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有位游学四方的医家，收集了各地四神丸的变方，编成《四神丸辨证录》，在书中写道：“四神丸之妙，在其配伍精当，更在其能随境而变。北地加桂附，以御严寒；南方减吴萸，以清湿热；老幼加减，以适体质。此非方之变，乃医之活也，是‘实践出真知’的最好证明。”
第八回 医典载入传后世 四神佳话永流芳
时光荏苒，又过两百年，四神丸已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治疗肾泄的经典方剂。明代万历年间，医家吴昆编撰《医方考》，遍寻历代医方，当看到《山野医话》中记载的四神丸，又查阅了各地医案，发现此方虽源于民间，却暗合中医“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补火生土”的理论，遂将其纳入《医方考》，并作注：“五更泄泻，肾泄也。补骨脂辛温能补相火，肉豆蔻辛温能补土，吴茱萸辛热能散寒，五味子酸收能固脱。四药合用，补火以生土，散寒以止泻，固脱以涩肠，此肾泄之良剂也。”
吴昆的注文，以四字短句对仗，既阐释了药理，又兼具文学美感，让四神丸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实。《医方考》刊印后，四神丸正式进入正统医典，被后世医家广泛引用。清代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中，进一步补充了四神丸的加减方法，称其“治肾泄，久不愈者，加鹿茸、补骨脂；兼气虚者，加人参、黄芪”，让四神丸的应用更加全面。
这一日，涂山脚下的甘棠村，来了一位年轻医家，手持《医方考》，向村里的老郎中请教四神丸的来历。老郎中正是古伯的后人，他带着年轻医家来到村东的补骨脂田，指着长势旺盛的补骨脂，笑道：“你看这草，当年我先祖用它治好了老黄牛的泄泻，如今却成了医典里的名药。这四神丸啊，是从咱庄稼人的田里长出来的，是从牧人的竹篮里拎出来的，是从南来北往的商旅口中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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