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0年的初冬，伦敦被一种比往年更深重的灰暗所笼罩。
泰晤士河上弥漫的不仅是冰冷潮湿的河雾，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
街道上行人匆匆，很少驻足交谈，即便开口，声音也压得极低，所有人都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仿佛石墙和橱窗后都藏着耳朵。
曾经那些活跃的新教布道行为已被彻底扑灭。
几乎每个街角都能看到张贴的告示，上面罗列着“异端”的罪状和火刑执行的日期，墨迹淋漓，如同未干的血迹。
教堂的钟声敲响时，不再带来安宁，反而更像是一种警示。
空气中隐约飘荡着焚香和焦糊的气味，那是从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刑场随风飘过来的。
公共场合对人们着装的要求也越发严苛。
虔诚的天教徒会刻意佩戴巨大的玫瑰念珠，手持祈祷书，行色匆匆地赶往弥撒。
而贵族们则穿着最朴素的深色衣物，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炫耀”或“新教倾向”的装饰，女人们甚至不敢在帽子上别一朵鲜艳的假花。
孩子们也被大人严厉告诫，不可在外唱诵任何非天主教的韵文或谚语。
巡逻的西班牙卫队成了伦敦一景。
他们穿着制服，挎着长剑或长戟，迈着整齐而倨傲的步伐，靴跟敲击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整齐的声响。
伦敦本地的守卫对他们既忌惮又暗含不满，但只能跟在后面处理一些琐事。
这些外国士兵肆意打量着过往行人，尤其关注那些看起来不够“虔诚”或者交头接耳的人。
任何对西班牙人或玛丽公主政策的不满言论，一旦被他们或密探听到，都可能意味着半夜被从家中拖走，投入伦敦塔或其它秘密监狱。
市场的繁荣掩盖不住心灵的枯竭。
商贩们叫卖声有气无力，人们购买生活必需品后便迅速离开，很少像过去那样闲谈市井八卦。
小酒馆和旅馆成了少数还能窃窃私语的地方，但老板和常客都极度警惕生面孔，交谈声淹没在壁炉的噼啪声和劣质麦酒的酸味里。
这就是凯瑟琳秘密回归时所感受到的伦敦。
她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利用幻影移形出现在了泰晤士河南岸的萨瑟克区，这里鱼龙混杂，剧院、斗熊场、小旅馆林立，相对便于隐藏。
她裹着不起眼的灰色斗篷，兜帽拉得很低，感知力却如同无形的触须般向外蔓延，捕捉着这座城市每一丝恐惧的颤动和压抑的呻吟。
“变化太大了……”
凯瑟琳记得离开时，城市还有一丝活力。
而如今的伦敦像一颗被铁箍紧紧勒住的心脏，每一次搏动都充满了痛苦与窒息。
凯瑟琳的目的地依旧是破釜酒馆。
这座隐藏于伦敦街角的巫师避难所如今也比以往更加沉寂。
酒吧里光线昏暗，顾客寥寥无几，人们沉默地喝着黄油啤酒，连窃窃私语都几乎消失。
老板西尔莎也比往常更加警惕。
凯瑟琳知道直接联系西泽尔风险极高。
玛丽和查维斯大使一直严密监视着这位波吉亚小姐。
她需要等待，等待西泽尔察觉到她的回归信号。
如今的西泽尔肯定能够感受到来自阿瓦隆的动静，其实伊丽莎白也能，但她被关在了伦敦塔内。
当晚，凯瑟琳在房间壁炉前，看似休息，实则将精神力缓缓渗透出去。
她“看”到了怀特霍尔宫方向森严的守卫和压抑的能量场；“听”到了城市夜晚的寂静中被突然打破的——可能是士兵敲门抓人的声响、以及压抑的哭泣声；她甚至能模糊地感知到伦敦塔方向传来的绝望与死寂。
第二天黄昏，一个穿着斗篷的身影出现在了凯瑟琳的房门外。
敲门声轻而富有特定节奏。
凯瑟琳打开门。
“你终于回来了。”西泽尔略显疲惫道：“伦敦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而玛丽是那位最虔诚也最残酷的狱卒。”
二人在凯瑟琳施过防护咒的房间里坐下。
没有寒暄，西泽尔直接开始同步情报。
怀特霍尔宫内，玛丽被冠以“护国公”之名，实质独揽大权。
枢密院已被清洗，重要职位安插了她的亲信和西班牙的支持者，任何提出异议的贵族都会迅速“失宠”或“抱病隐居”。
“火刑已经成为常态。”西泽尔叹息道：“不仅仅是高级教士和知名新教徒，连普通工匠、农妇，只要被指控‘信奉异端’、‘拥有英文圣经’、甚至‘对圣母像不够恭敬’，都可能被拖上火刑柱。克兰麦大主教已被软禁在兰贝斯宫，他的处境岌岌可危，玛丽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他下手。新教徒们要么改宗，要么隐藏极深，要么……已经化为史密斯菲尔德的一缕青烟。”
西班牙大使查维斯几乎是玛丽的影子顾问，西班牙卫队的人数还在增加。
梵蒂冈特使不断带来教皇的嘉许和更加激进的反新教指令。
伦敦几乎成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廷的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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