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啊,系统里就是这么登记的。现在都允许‘一址多照’,住宅也能注册公司,不奇怪。”办事员不耐烦地解释了一句,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
郑建国没有再追问,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被表格最下方,“法定代表人”那一栏的信息,彻底攫住了。
“法定代表人:李秀英。”
名字后面,附着一张从身份证上翻拍下来的、像素极低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约莫五六十岁的年纪,面容饱经风霜,眼神有些怯懦和茫然。她梳着农村妇女最常见的齐耳短发,嘴角下撇,看起来与“公司老总”这四个字,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郑建国死死地盯着这张脸,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形——这不就是一个傀儡吗?!
这个叫李秀英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普通老百姓!她或许是为了几百块钱的好处,或许是受了亲戚朋友的欺骗,就把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信息,交到了魔鬼的手里。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在自己名下,有一个注册资本五百万的公司;更不知道,每天都有足以让她瞠目结舌的巨额资金,从她的“公司”账户上,像流水一样淌过!
她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法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要承担所有责任的“替罪羊”!一旦东窗事发,第一个被抓、被审判的,就是她。而真正藏在幕后的黑手,却可以利用这个缓冲,从容地抹去所有痕迹,金蝉脱壳!
想到这里,郑建国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对方的手段,比他想象的还要阴险、毒辣!
“下一家,四海贸易有限公司。”他强压下心头的震惊,用尽量平稳的声音说道。
接下来的查询,成了一场恐怖的、不断重复的验证。
“四海贸易”,成立于三个半月前,注册地址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自建房二楼。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名叫“王建军”的五十多岁男人,身份证照片上的他,皮肤黝黑,眼神朴实,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农民。
“通达物流服务部”,成立于两个月前,注册地址是一家早已倒闭的招待所的301房间。法定代表人,是一位脸上有明显病容的中年妇女……
一个又一个荒谬的地址,一张又一张茫然无措的脸,像一幕幕荒诞剧,在郑建国眼前轮番上演。 这些公司,就像一夜之间从地里长出来的毒蘑菇,它们没有实体、没有业务、没有根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拥有一个看似合法的“壳”,和一个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法人代表”。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打印出来的企业资料,目光落在了“四海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军的名字上。照片上那个皮肤黝黑、眼神朴实的男人,让他有种直觉,这个人,或许就是那块最容易被撬动的砖。
根据登记资料上的身份证地址,郑建国开着自己那辆不起眼的旧桑塔纳,七拐八绕,驶向了城市的边缘——铁路沿线的棚户区。
车子越开,路越窄,柏油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最后干脆成了泥土路。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潮湿、霉变和劣质煤炭燃烧后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这里,是被城市高速发展的列车甩下来的一节被遗忘的车厢。 房屋犬牙交错,私搭乱建,密密麻麻的电线像巨大的蜘蛛网,笼罩在这片区域的上空,仿佛随时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坠落。
郑建国把车停在路口,徒步走了进去。狭窄的巷子里,污水横流,两旁堆满了废品和生活垃圾。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在垃圾堆旁追逐着一只瘦骨嶙峋的野猫。几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小马扎上,用一种漠然的、看惯了生死的眼神,打量着他这个衣着干净的外来者。
这里的空气,是粘稠的,这里的阳光,是吝啬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贫穷”和“挣扎”。
他按照门牌号,找到了王建军的家。那是一间用石棉瓦和红砖搭起来的简易平房,房门是一块看不出原色的破旧木板,上面糊着几层报纸来抵挡穿堂风。
郑建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夹克衫,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抬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里面传来一阵咳嗽声,和一个男人沙哑而警惕的声音:“谁啊?”
“你好,请问是王建军师傅家吗?我找他有点事。”郑建国的语气放得很平和。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一道缝。一张与资料照片上别无二致、但更显苍老和疲惫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正是王建军。他上下打量着郑建国,眼神里充满了戒备。
“你……是哪个单位的?”王建军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常年与人打交道而形成的、自我保护式的盘问意味。
“师傅,你别误会。”郑建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脸上堆起最和善的笑容,“我不是什么单位的。我是城里一家劳务公司的,听说您以前是县机械厂里最好的钳工师傅,手艺了得。我们这儿最近接了个活儿,正好缺个老师傅带班,想来问问您有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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