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是他来之前就想好的。直接问公司的事，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惕甚至恐慌。只有用他最熟悉、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去接近他，才有可能让他放下戒心。
果然，听到“机械厂”、“钳工师傅”这几个字眼，王建军紧绷的脸，稍微松弛了一些。那段在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岁月，或许是他这潦倒半生中，唯一值得骄傲的时光。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烟，但没有让郑建国进屋的意思，只是把门又拉开了一些。
“早就不干了，厂子黄了十几年了，手也生了。”他点上烟，猛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里，带着一丝怅然。
“手艺这东西，忘不了。”郑建国顺势说道，“是这样的师傅，我们要签劳务合同，就要把您的个人信息报上去。可我们人事去查的时候，发现您名下……好像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四海贸易’，还是个大老板。按规定，这就有冲突了，我们不好录用啊。所以我想来跟您核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个事？”
郑国建把问题抛了出去，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钓手，静静地等待着鱼儿的反应。
王建军的反应，不是惊讶，不是否认，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写在脸上的茫然。 他浑浊的眼睛眨了眨，眉头紧锁，努力地在自己那早已被生活磨钝了的记忆里搜索着。
“公……司？啥公司？四海……贸易？”他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仿佛在听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我……我一个下岗工人，开什么公司啊？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
看着他那不似作伪的表情，郑建国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可以作为证据链条的故事。
“没错啊，法定代表人就是您的名字，王建军。地址、身份证号都对得上。”郑建国装作很为难的样子，“您再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把身份证借给过什么人？或者签过什么文件？”
“身份证……”王建军的眼神突然有了一丝波动。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像是在借助尼古丁的力量，去撬动记忆深处那块生锈的铁板。
“哦……哦！我想起来了！”他猛地一拍大腿，“是……是前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前吧，我老婆的娘家侄子，叫刘三的，来找过我。”
“他说他在外面跟朋友合伙做了点小生意，办什么手续的时候，自己的身份证名额用完了，想借我的用一下，就填个表，签个字，说绝对没啥风险，就是走个过场。”
“我看他话说得好听，还提了两瓶酒两条烟，”王建军的脸上露出一丝懊悔和尴尬，“说事成之后，给我五百块钱的‘辛苦费’。我……我当时正好手头紧，我老婆的风湿病又犯了，等着钱买药……我就……我就糊里糊涂地跟他去了趟城里的茶楼，签了好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我也看不懂……”
他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羞愧地低下了头，狠狠地将烟头摁在湿漉漉的地上。
郑建国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冷又硬。
原来如此！
原来那张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流转的“营业执照”，就是这样在一个昏暗的茶楼里，用两瓶酒、两条烟和区区五百块钱，从一个为妻子医药费发愁的下岗工人手里，被轻而易举地骗到手的！
郑建国立刻明白，这些公司很可能都是空壳公司，专门用来转移资金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棚户区十几公里外的县城中心，另一条由侯亮平亲自部署的“活线”，也正在被悄然拉开。
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赵宇。
这对赵宇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充满了挑战和压力的体验。他不再是那个跟在郑建国身后，只负责记录和分析的年轻助理。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侦查员”，一名需要隐藏在人群中，用眼睛和大脑捕捉每一个可疑细节的“影子”。
他的任务目标，只有一个：赵承荣。 那个在火灾赔偿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却又表现得最为惊恐和顺从的五金店老板。侯亮平判断，这种人心理防线最脆弱，最有可能成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为了不引起任何注意，赵宇的“装备”极为简单：一部续航能力超强的旧款手机，用来拍照和记录；一个塞着耳机的耳朵，假装在听音乐；一身洗得发白的休闲装，和一本可以随时拿出来翻看的旧杂志。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刚刚毕业、正在到处找工作的待业青年，那种在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最初的两天，监控工作枯燥得让人抓狂。 赵承荣的生活两点一线，除了看守着那片已经变成废墟的店面，就是回家。他既不与外人接触，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消费行为，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沉浸在“天降横财”后、不知所措的普通人。赵宇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侯亮平的判断出了错。
然而，真正的狐狸，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露出自己的尾巴。
转机出现在第三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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