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是他来之前就想好的。直接问公司的事,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惕甚至恐慌。只有用他最熟悉、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去接近他,才有可能让他放下戒心。
果然,听到“机械厂”、“钳工师傅”这几个字眼,王建军紧绷的脸,稍微松弛了一些。那段在工厂里挥洒汗水的岁月,或许是他这潦倒半生中,唯一值得骄傲的时光。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烟,但没有让郑建国进屋的意思,只是把门又拉开了一些。
“早就不干了,厂子黄了十几年了,手也生了。”他点上烟,猛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里,带着一丝怅然。
“手艺这东西,忘不了。”郑建国顺势说道,“是这样的师傅,我们要签劳务合同,就要把您的个人信息报上去。可我们人事去查的时候,发现您名下……好像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四海贸易’,还是个大老板。按规定,这就有冲突了,我们不好录用啊。所以我想来跟您核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个事?”
郑国建把问题抛了出去,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钓手,静静地等待着鱼儿的反应。
王建军的反应,不是惊讶,不是否认,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写在脸上的茫然。 他浑浊的眼睛眨了眨,眉头紧锁,努力地在自己那早已被生活磨钝了的记忆里搜索着。
“公……司?啥公司?四海……贸易?”他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仿佛在听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我……我一个下岗工人,开什么公司啊?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
看着他那不似作伪的表情,郑建国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可以作为证据链条的故事。
“没错啊,法定代表人就是您的名字,王建军。地址、身份证号都对得上。”郑建国装作很为难的样子,“您再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把身份证借给过什么人?或者签过什么文件?”
“身份证……”王建军的眼神突然有了一丝波动。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像是在借助尼古丁的力量,去撬动记忆深处那块生锈的铁板。
“哦……哦!我想起来了!”他猛地一拍大腿,“是……是前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前吧,我老婆的娘家侄子,叫刘三的,来找过我。”
“他说他在外面跟朋友合伙做了点小生意,办什么手续的时候,自己的身份证名额用完了,想借我的用一下,就填个表,签个字,说绝对没啥风险,就是走个过场。”
“我看他话说得好听,还提了两瓶酒两条烟,”王建军的脸上露出一丝懊悔和尴尬,“说事成之后,给我五百块钱的‘辛苦费’。我……我当时正好手头紧,我老婆的风湿病又犯了,等着钱买药……我就……我就糊里糊涂地跟他去了趟城里的茶楼,签了好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我也看不懂……”
他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羞愧地低下了头,狠狠地将烟头摁在湿漉漉的地上。
郑建国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冷又硬。
原来如此!
原来那张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流转的“营业执照”,就是这样在一个昏暗的茶楼里,用两瓶酒、两条烟和区区五百块钱,从一个为妻子医药费发愁的下岗工人手里,被轻而易举地骗到手的!
郑建国立刻明白,这些公司很可能都是空壳公司,专门用来转移资金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棚户区十几公里外的县城中心,另一条由侯亮平亲自部署的“活线”,也正在被悄然拉开。
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赵宇。
这对赵宇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充满了挑战和压力的体验。他不再是那个跟在郑建国身后,只负责记录和分析的年轻助理。他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侦查员”,一名需要隐藏在人群中,用眼睛和大脑捕捉每一个可疑细节的“影子”。
他的任务目标,只有一个:赵承荣。 那个在火灾赔偿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却又表现得最为惊恐和顺从的五金店老板。侯亮平判断,这种人心理防线最脆弱,最有可能成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为了不引起任何注意,赵宇的“装备”极为简单:一部续航能力超强的旧款手机,用来拍照和记录;一个塞着耳机的耳朵,假装在听音乐;一身洗得发白的休闲装,和一本可以随时拿出来翻看的旧杂志。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刚刚毕业、正在到处找工作的待业青年,那种在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最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最初的两天,监控工作枯燥得让人抓狂。 赵承荣的生活两点一线,除了看守着那片已经变成废墟的店面,就是回家。他既不与外人接触,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消费行为,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沉浸在“天降横财”后、不知所措的普通人。赵宇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侯亮平的判断出了错。
然而,真正的狐狸,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露出自己的尾巴。
转机出现在第三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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