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王安石都只是想做一个指路人和引路人，他并没有想要亲手去建立一番丰功伟业的抱负和野心，这是神宗皇帝该去做的事。他只是一个臣子，或者说是一个老师，他的任务就是把神宗皇帝引上那条富国强兵之路，然后他再悄然离去，他把搭建好的舞台留给了皇帝，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历史可以证明，神宗皇帝绝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尽管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迟疑和摇摆，但那只是对细枝末节的怀疑，他对变法图强的矢志不渝以及对新法的忠诚从未中断。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了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神宗是一个做事半途而废的皇帝，可实际上神宗至死都在高举新法的大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儒生最高的人生境界和抱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诚然，降服西夏以及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也是他的梦想，但这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而他也没有急功近利，因为他知道这个梦想只能由年轻的神宗皇帝才能去完成——但前提是赵顼不会英年早逝。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再次为相期间会发生变法派内部的私斗，更没有料到他的儿子王雱会因此而先于他离开人世，可这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并没有任何的冲突。上述的这些事都不会影响到宋朝未来的政局走向，在新法已成的大环境下，只要神宗在位一天，那么无论是谁出任宰相都无法撼动新法的根基和地位。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王安石选择了再一次地身退，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他也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的中央。
纵观王安石早前的官宦生涯，他本就不是一个醉心于权力和名望的野心家，别人都垂涎欲滴的宰相之位对于他而言不过就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工具。说到底，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而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思维的文人和书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书生却将绝大多数的同类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其中最明显的对比和例子就是苏轼，这位宋朝的第一文学和艺术巨匠何尝不想一展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苏轼在文学、书法和书画上的成就的确让别人只能望其项背，可在政治领域却是一个失败者——相比王安石而言。
套用我之前在说到赵光义的时候所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自己此生死而无憾且问心无愧，那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高度自我认可的人。我这里想说的是，王安石正是属于这一类人。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说，王安石的这次离京都是带着几分无法言说的悲凉和心痛。昔日并肩而行的同志突然与自己反目成仇，此何其悲哉，晚年丧子又何其痛哉。人世间的这种悲痛究竟是何等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最有体会，而这种伤痛也唯有时光的日月轮转才能将其慢慢覆盖和掩藏，但却绝不能将其淡化，因为这些是一道道留在心头上的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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