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压下怒气，心中思量：
“根据近期对张煌言的了解，此子还是有家国情怀的，但是，他现在说的这些都是空话，屁用没有。”
想到这，他沉声道：
“你说的倒是好听！
朕若划一地界交予你，你可做得政务清明任人唯贤？可做得财务透明不取分毫？可做得军务整肃赏罚分明？可做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可做得节用爱人轻徭薄赋？可做得兴学重教启迪民智？”
张煌言闻言挺起胸膛，声如洪钟穿透殿宇：“臣能！”
崇祯被气笑了：“哦？你凭什么说能？”
张煌言一脸正气道：“便凭臣这腔未冷的浩然正气，与胸中不灭的天地良心！”
崇祯微微颔首：“好。朕就封你为成都知府，你先把成都府治理成你说的那个样子！”
张煌言本是随驾左右的中军官，素日里寸步不离御前，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现在被留在成都任知府，看上去是升职，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驱离了中枢。
张煌言却未察其中深意，反倒因得偿施展抱负的机会而双目发亮，叩首道：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定叫成都府焕然一新！”
崇祯笑道：“若真能如你所言，待蜀地大治之日，朕自当召你还朝，入六部赞理朝政，届时天下政景，便看你这双手如何擘画了。”
这一句承诺如同一剂烈火，瞬间燃透了张煌言的胸腔。他只觉浑身血脉偾张，分外有劲，自信满满的叩首而去。
崇祯看着他的背影，心道：
“浩然正气么...... 蜀道难，人心更难啊。
哎……这个世上，真靠得住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笨人，一种是直人。笨人没有心眼儿，直人不使心眼儿。
此子一腔血勇可照肝胆，但是太过憨直，不会绕指柔肠。如此明目张胆的的弹劾宦官，将来有他的苦头吃。
若留他在京，不出三月，怕就要被六部的老狐狸与司礼监的阴鸷玩意儿们玩死了。
还是留在成都历练几年，在川蜀乡绅的田契、退仕阁老的书信、胥吏的算盘、太监的密折、武将的铁槊、文官的笔锋、大儒的口舌、贫民的吃食、巨富的不仁里滚上一滚。”
待他尝过乡绅阻税的阴狠、胥吏舞弊的刁钻、军户哗变的血腥，近期因军功而起了威名文武官员的桀骜不驯，或许才懂平衡二字如何写法。”
想到这，崇祯站起身，走到帐外遥望山川，心中继续思忖：
“张煌言亦文亦武，虽然是举人但是没有参与科举中进士的经历，没沾过同年门生的派系。
虽然在朕身边侍候，却和朝廷高官没有牵扯；
虽然跟随朕征战多时，却和四川将领没有交集；
虽然出身富农阶层书香门第，却和川蜀本地的乡绅没有关联；
现在又得罪了所有宦官和外戚；
如此，他必然能独立于朝堂的各个势力。
待他磨去棱角又不失风骨时，或能成为制衡文官集团的利刃，成为太子登基后有力的臂膀。
只是这颗种子能否破土，终究要看他自己能不能熬过蜀地的瘴疠和这朝堂更深的寒。”
想到朝堂的高处不胜寒和引天下豪杰尽折腰的权利，崇祯微微一叹，回到军帐躺在了软榻上，思维飘散出去：
“明代的皇权在早期高度集中，但在实际运作中渐渐形成了文官、宦官、外戚、勋贵四大势力的制衡关系。
早期的皇帝可以用文官集团处理政务，同时用宦官、外戚、勋贵作为制衡文官的力量。
但文官集团以儒家伦理为意识形态基础，将“忠君”“卫道”作为合法性来源，占领了道德话语权。
他们常年批判宦官干政，在正统年间，借着王振专权导致的土木堡之变，以清算奸党之名，诛杀王振党羽，将事件定性为“宦官乱政”的恶果，强化“宦官干政即违天道”的舆论。
正德年间刘瑾专权，文官以“清君侧”为由，联合宦官张永扳倒刘瑾，表面是“除奸”，实则削弱宦官对朝政的控制。
还以“礼防外戚”为借口限制外戚权力。
在万历年间，郑贵妃欲立其子朱常洵为太子，文官集团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礼制，与皇帝和外戚对抗长达15年，最终迫使万历帝妥协。
看上去是支持太子，本质是防止外戚借皇权干预官僚体系和皇权更迭，更防止外戚和后宫抢掠文官集团的权利和利益。
此外，文官集团以“文治”取代“武功”，通过“重文轻武”的制度设计和道德批判削弱勋贵影响力。
在景泰年间，“北京保卫战”后指责勋贵“恃功骄横”，以文臣掌兵取代勋贵统军，将军事决策权收归兵部。
自此开启了文官主导军队的权力架构，武将的地位一降再降。
在成化年间后，勋贵因缺乏科举背景，被文官视为粗鄙无文，逐渐被排除在核心政务之外，仅保留礼仪性角色。
最后，内阁通过“票拟”职权，为皇帝草拟谕旨，逐步掌握政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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