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贵则小心地拿起一卷文书，用无酸纸轻轻吸干上面的水分：“这卷文书是用汉文和阿拉伯文两种文字书写的，汉文部分记载的是元代泉州与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往来，比如‘至元二十九年，从泉州港出发，载瓷器百件、丝绸五十匹，赴阿拉伯贸易，次年归港，获银千两’，至元二十九年是公元1292年，这对研究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航线和规模太重要了！”阿拉伯文部分则记录了贸易伙伴的名称和货物交接细节，阿贵虽然不能完全解读，但也能辨认出“巴士拉”“巴格达”等阿拉伯城市的名称，进一步印证了贸易范围的广阔。
老烟枪在棺椁旁发现了一个铜制的罗盘，罗盘的指针虽然已经生锈，但盘面的刻度依然清晰：“这是元代的航海罗盘，上面刻着‘子午卯酉’等方位标识，说明墓主人当年就是靠这个罗盘指挥商船航行的。在古代墓葬里发现完整的航海罗盘，这还是第一次，对研究元代的航海技术具有重大意义。”
胖子则小心翼翼地将散落的阿拉伯银币和波斯金币收集起来，放进特制的托盘里：“这些银币和金币的成色真好，上面还刻着外国文字和图案，肯定是墓主人做海外贸易时赚来的。我得好好保管，可不能弄丢了。”他一边说一边数着，“一共二十三枚银币，十五枚金币，这在元代可是一笔巨款啊！”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都在主墓室里紧张地清理文物。阿贵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文书的整理和解读上，他将文书按照贸易航线、货物种类、交易对象等分类，用无酸纸小心包裹，然后逐字逐句地辨认。有天深夜，阿贵突然兴奋地叫醒我们，手里举着一卷刚拼接好的文书：“重大发现！这卷文书是元代泉州港的‘市舶司执照’！上面写着‘准蒲氏商船出海贸易，需缴纳关税银五十两，不得私贩禁物’，还盖有‘泉州路市舶司印’，这可是元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重要实物证据，史书中关于市舶司执照的记载非常简略，这卷文书填补了空白！”
Shirley杨在修复一件青花瓷盘时，发现瓷盘的底部有一个“福”字款：“这是元代泉州‘德化窑’的产品，德化窑在元代就以生产外销瓷闻名，这个‘福’字款是窑口的标记。你看瓷盘上的‘鱼藻纹’，虽然是中国传统纹饰，但线条和色彩却带有阿拉伯风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她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瓷盘边缘的缺口，又用特制的胶水修补，很快，这只破碎的青花瓷盘就恢复了大致的模样。
老烟枪则每天都会检查文物储存室的温湿度和盐碱含量，定期用中和剂处理文物表面的盐碱：“这些文物长期被海水浸泡，表面附着大量盐碱，要是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腐蚀损坏。咱们得时刻盯着，一点都不能马虎。”
就在我们准备清理耳室的时候，警方传来了好消息——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盗墓贼留下的工具和脚印，在泉州的一个海鲜市场抓获了四名盗墓贼，还缴获了大量被盗的元代文物，包括完整的青花瓷碗、阿拉伯银币、波斯金币和几卷文书残片。
“太好了！这些文物终于追回来了！”陈局长接到电话后，激动地在帐篷里来回踱步，“盗墓贼交代，他们还把一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瓶卖给了一个叫‘吴老鬼’的文物贩子，这个‘吴老鬼’专门倒卖海外贸易文物，经常在泉州、厦门一带活动，还和海外的文物走私团伙有联系。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联合海关部门展开追捕，相信很快就能将他抓获，追回被盗的青花瓷瓶！”
我们跟着警方去了海鲜市场的临时扣押点，看到缴获的文物整齐地摆放在地上，其中一卷文书残片引起了阿贵的注意。他仔细一看，兴奋地说：“这是元代着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手书残片！上面的字迹和我见过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一模一样，还提到了‘泉州港’‘香料贸易’等内容，说明马可·波罗当年确实到过泉州，还可能和墓主人有过贸易往来！”这一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马可·波罗的手书真迹存世极少，这卷残片的价值不可估量。
回到后渚港发掘现场后，我们把追回的文物小心地进行了清理和登记，然后开始清理东耳室和西耳室。东耳室里存放着大量的元代海外贸易文书和账簿，大部分都是墓主人的贸易记录，包括货物清单、收支明细、贸易伙伴信息等，其中一卷账簿详细记载了墓主人从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83年-1293年）的贸易情况，涉及瓷器、丝绸、香料、珠宝等多种货物，交易范围覆盖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区，为研究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商品结构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阿贵拿着这卷账簿，对照着《岛夷志略》中的记载，兴奋地说：“《岛夷志略》里只记载了泉州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概况，这卷账簿却详细到每一笔交易的时间、地点、金额和货物种类，比如‘至元二十五年，赴波斯贸易，售瓷器五十件，得香料百斤、珠宝十件’，这对还原元代海外贸易的真实面貌太关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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