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松县老城区的巷子里，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
周志高刚从县纪委出来，就看见巷口的老槐树下，坐着个穿藏青色旧棉袄的老人。
老人手里攥着个泛黄的布包，寒风里缩着肩膀，像株在冬霜里打蔫的枯草。
“大爷，您在这儿等谁呢？”周志高走过去，顺手帮老人把被风吹开的棉袄领口拢了拢。
老郑很有眼力见，从车里拿了瓶热豆浆递过去。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接过豆浆时，手还在微微发抖。
“等……等银行的人。”他把布包往怀里紧了紧，“我这包里有张几十年前的存款本票，想兑点钱养老，可银行说只能兑一千块，我找了好几个部门，都没人管。”
“存款本票？”周志高心里一动，在老人旁边的石阶上坐下，“大爷，您能给我看看吗？”
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是张巴掌大的纸，边缘已经磨损，上面印着“民国三十一年”的字样，盖着当年银行的红色印章，存款金额那一栏写着“一万大洋”。
纸的右下角，还有个模糊的签名‘龙奎山。’
“我叫龙奎山，这钱是我当年存的。”
老人的声音带着回忆，“民国三十一年，鬼子占着江松县，我把家里的粮食、布匹都捐给了打鬼子的队伍，后来又把祖上传下来的宅子卖了，换了一万大洋存在银行，帮着银行撑过难关。”
“当时银行的经理说，这钱我啥时候要，啥时候给，还说会给我算高利息。”
周志高的手指轻轻拂过那张本票，纸面粗糙的触感里，仿佛藏着岁月的重量。“那您后来怎么没取？”
“后来啊……”龙奎山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眶慢慢红了，“我大儿子跟着队伍去打鬼子，牺牲在战场上，二儿子解放后去了工厂，十年前在事故里没了，老伴儿走得早，现在就剩我一个人。”
“以前还能靠捡破烂糊口，这两年身子不行了，才想起这钱。”
他抹了把眼泪：“我去银行，他们说这本票太老了，只能按现在的汇率兑一千块。”
“一千块啊！够我活几个月？我找县政府，他们让我找银行，我找银行，他们让我找文物局，文物局说这不是文物，又给我推了回来。我跑了一个多月，腿都快跑断了，还是没人管。”
周志高的心里像被灌了铅，沉甸甸的。
一个为国家出过力、捐过家产的老人，晚年却因为一张存款本票四处碰壁，这不仅是龙奎山一个人的委屈，更是对那些为国奉献者的寒心。
他把本票轻轻放回布包，语气坚定：“大爷，您放心，这事儿我管定了。”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江松县银行行长的电话，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李行长，龙奎山老人的一万大洋存款本票，你们为什么只兑一千块？当年银行的承诺，现在就不算数了？”
电话那头的李行长愣了一下，语气带着敷衍：“周部长？这事儿我们查过，民国时期的货币兑换有规定，一万大洋按现在的汇率，确实只能兑这么多。而且这本票年代太久，真实性还需要核实。”
“核实？龙奎山老人当年捐粮捐物、支持抗战的事迹，你们核实过吗？”周志高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他把家产都捐了，就剩这张本票养老，你们却用‘规定’两个字把他打发了，这就是你们的‘为民服务’？”
李行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半天才说：“周部长，我们也是按规章制度办事，要是随便兑，会出问题的。”
“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周志高打断他，“我给你三天时间，要么拿出合理的兑换方案，要么我亲自去省里找银监局，让他们来评评理。另外，立刻派人去核实龙奎山老人的本票真实性，要是敢敷衍，你这个行长就别当了。”
挂了电话，周志高又拨通了县档案馆的电话：“张馆长，立刻派人查民国三十一年江松县的历史资料，重点查龙奎山这个人，还有当年银行接收捐款、存款的记录，半小时后我要结果。”
龙奎山坐在旁边，看着周志高打电话，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有了光。“同志，您……您真是个好官。”他想站起来，却因为激动差点摔倒，周志高赶紧扶住他。
“大爷，这是我应该做的。”周志高帮他坐稳，“您为国家出过力，国家不能让您寒心。”
半小时后，县档案馆的电话打了回来。
张馆长的声音带着激动：“周部长，查到了！民国三十一年的《江松县志》里有记载，龙奎山先生当年捐出粮食五百石、布匹两百匹，支援抗日队伍，还有银行的老账本，上面明确记录了他存款一万大洋的信息，当时的经理还在账本上写了‘龙公义举，当铭记’。”
周志高松了口气，把这个消息告诉龙奎山时，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周志高的手半天说不出话。“谢谢……谢谢您，同志，我就知道，国家不会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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