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工作后的杨，搬进了旅馆的某个房间。没过多久，单位里一个名叫特雷沃的男子，在喝下杨殷勤递来的一杯红酒后，开始频繁请病假。这位曾经的足球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突然感到四肢像被冻僵般麻木，接着腹痛、头晕等症状接踵而至。尽管医生开了药，但特雷沃的疼痛并未减轻，足球场的绿茵从此与他无缘。
杨似乎并未因此收敛，他又与另一位同事成了朋友。然而，这位同事在经历了不堪的疼痛后，选择了自杀，成为了杨那“铊毒”下又一个未为人知的牺牲者。
1971年，杨摇身一变，在一家化工厂担任了仓库管理员。这家工厂主要生产溴碘化铊红外镜头，对于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接触毒物的绝佳机会。工厂老板虽知道杨有过精神病史，但对他的具体病情却是一无所知。在新的单位里，杨仿佛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乐于为同事们端茶倒水，然而在这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最先中招的是59岁的主管鲍勃·埃格勒和60岁的比格斯，他们与杨经常一同上下班。不久，两人便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头发也在几天内掉光。经过治疗，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重返岗位后，症状再次发作。埃格勒的情况尤为严重，他时常休克，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就在这时，一种流行病毒悄然肆虐，多名儿童感染。医生为埃格勒采用了同样的治疗方法，但病情却未见好转。最终，1971年7月7日，埃格勒在医院病逝，死因被诊断为肺炎。他就这样被火化，葬礼上，杨悲痛地说：“真没想到，埃格勒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都活了下来，最后却败给了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比格斯的情况也开始恶化。从头晕到昏厥，再到失明、皮疹、功能紊乱等并发症，他变得异常脆弱，甚至无法承受身上一条床单的重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后，12月19日，比格斯也离开了人世。
在那座看似平静的化工厂里，近百名员工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乏力、虚弱，纷纷请假或旷工。家属们焦急地询问，是不是工厂里的毒物泄露了？管理层急忙请来专家团队进行彻查，然而，在一圈又一圈的检测后，专家们却一脸困惑地表示：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但员工们的病情却像是被施了魔法般，始终不见好转。离职的人越来越多，家属们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专家组在工厂给家属们反馈情况时，一名员工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急切地要求医生们详细介绍患者的情况，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员工与专家们沟通起来竟然毫无障碍——他掌握的病理知识，甚至可以与医生们一较高下。
在交谈中，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铊中毒的可能性？”这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开了锅。震惊的专家组们回到医院，开始深入研究起铊中毒的案例。
在对比格斯的尸体进行细致检查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死者的体内竟然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这种平日里极为罕见的剧毒金属，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侵入人体的呢？
12月21日晚上11:30，警方敲响了杨家的门。弗雷德打开门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转身指向了杨。姑姑维尼却一头雾水：“杨，你做了什么？”杨站起身，淡定地面对警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怎么样，你们要指控我杀害了哪一个啊？”
警察将杨带走后，弗雷德愤怒地找出家中关于儿子的所有出生证明和童年照片，一把撕得粉碎。在警局里，杨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得意地提起当年谋杀继母莫莉一案，称之为“完美的谋杀”。但无论警方如何追问，他都只是口头承认，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也不愿签署任何书面文件。
警方在杨的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几本看似普通的记事本。但翻开一看，里面却是一部“毒物百科全书”！他详细记录了何时何地、如何巧妙地下毒，谁将成为他的“试验品”，以及不同体质、不同毒量下受害者的各种症状。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还绘制了每位受害人中毒后的“身体地图”，甚至连他的动机都标得一清二楚——是想要对方的命，还是只是想让对方尝尝苦头。
杨坐在牢房里，脸上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他知道，时隔多年，那些受害人的尸体都已经被火化，就像当年警方无法凭借莫莉的骨灰定罪一样，这次他们同样拿他没办法。
他轻松地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别急，我很快就会出来的。控方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这点恰恰是我最强大的护盾。”
不得不说，杨真的是个“计划通”。莫莉和埃格勒的骨灰早已随风飘散，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而唯一还留有尸骨的比格斯，到了法庭上，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他可以谎称曾经给比格斯一些铊金属用来灭虫，所以比格斯的中毒完全可能是自己误食。而家中的那些日记本，他更是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是自己正在创作的科幻小说，一切不过是他的幻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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