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1年12月，家里开始怪事连连。大女儿温妮芙突然病倒，医生说是颠茄中毒。接着莫莉也开始头晕、呕吐、浑身疼，医生们查来查去，也没个所以然。
直到第二年4月21日，莫莉的病情急转直下，肌肉麻痹、呼吸急促、精神错乱，整个人在后院疼得直打滚。这一幕，刚好被回家的弗雷德撞见，他赶紧把妻子送去医院，可当晚，莫莉就离开了人世。
医生们也没查出死因，只说是车祸后遗症。莫莉去世后，杨提议火化，大家也就照办了。
可谁知道，这火化完莫莉，家里的“病魔”还是没放过他们。叔叔、父亲、姐姐一个个都开始不舒服，尤其是弗雷德，直接住进了医院。
其实，在莫莉生病那段时间，弗雷德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他知道儿子和莫莉关系不好，也怀疑过是不是杨不小心把什么化学试剂放进了食物里。可每次问杨，他都矢口否认，加上杨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症状，弗雷德就打消了疑虑。
可谁能想到，这家里的一连串怪事，竟然都是这个看似乖巧的杨小子搞出来的呢？
在父亲弗雷德住院的日子里，杨每天都像个敬业的小护士，准时出现在医院，向医生打听父亲的病情。他回家后会认真地记录下每一次的病情进展，仿佛是在记录一场与病魔的较量。
有一天，杨又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弗雷德躺在床上，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疑惑。这段时间，他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拉锯战。但奇怪的是，每次和儿子杨去酒吧回来，他的病情就会突然加重，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弗雷德回想起之前杨偷偷拿走莫莉的指甲油进行化学提取的事情，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悄悄告诉女儿温妮芙，以后别让杨再来医院了。
然而，这场秘密的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学校的化学老师也对杨的异常行为产生了警觉。他一直对杨在化学实验中的行为感到担忧，于是开始密切关注杨的一举一动。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在杨的课桌里发现了贴有剧毒标签的瓶子，还有报道中毒案的新闻简报。老师吓得脸色发白，立刻报了警。
5月23日，杨被捕了。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那瓶剧毒品，他竟然还亲切地称它为“我的小伙伴”。为了确定杨的精神状态，警方派来了一位精神科专家与他面谈。
杨以为来的是化学专家，于是兴致勃勃地开始大谈特谈自己的专业知识。专家很快就被这位少年的化学天赋所震惊，但同时也感到一阵寒意。随后，在专家的引导下，杨终于招认了一切，他承认在家人的饮食中下毒，但坚决否认莫莉的死与自己有关。这场荒诞的家庭悲剧，在杨的坦白中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法庭的庄严氛围中，如果杨真的站在了被告席上，那等待他的将是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然而，命运似乎对他开了个大玩笑。莫莉的离世，因为火化而留下的只是无形的灰烬，再也无法成为指证他的证据。加上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年仅十五岁的杨，竟被送进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这座以高安全级别着称的“疯人院”，他成了百年来最年轻的“住户”。
杨总是和病友们念叨：“我怀念我的铊，它曾给我力量。”但正如那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当他给姐姐温妮芙写信抱怨同住的病友约翰经常打鼾时，没想到不久后约翰就毒发身亡了。医生诊断是氰化物中毒，而杨，这个前科犯，自然成了首要嫌疑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毒药。当医生询问他时，杨轻松地说：“那还不简单，从月桂树叶里提取就行，这院子里多的是。”
可惜，医院当时并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化学试验，约翰的死最终被认定为自杀。
但杨的恶作剧并没有停止。医院的咖啡突然变得味道怪异，原来是被加入了漂白剂；公共饮水机里的糖变成了肥皂。医护人员甚至开始用杨来吓唬病人：“你再不听话，我就让杨给你沏一杯咖啡。”
直到有一天，杨得知只要表现良好，他就有可能提前出院。于是，他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再佩戴纳粹标志，医院的咖啡也恢复了正常。
1970年7月，医院的精神专家为杨提交了释放申请，宣称他“已摆脱对毒品、暴力和恶作剧的迷恋。”1971年，已经23岁的杨，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九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座大门。他临走前，对护士说：“我在这待了九年，现在终于要走了，我打算待一年杀一个。”这当然是他的玩笑话，但足以让人脊背发凉。
重获自由的杨，却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父亲弗雷德早已与他断绝关系，他只能投奔姐姐温妮芙。虽然温妮芙也曾被弟弟下过毒，但时隔多年，她已经原谅了杨。看到弟弟已经痊愈，她感到十分开心，于是把杨接到了自己和丈夫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没过多久，温妮芙就开始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不迭，她的生活再次陷入了提心吊胆的怪圈。原因无他，只因她发现弟弟杨又开始佩戴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纳粹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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