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审讯时的口头认罪，杨更是早有准备。他可以一口咬定自己是受到严刑逼供，不得已才说出警方想要的答案。反正只要自己没有签字，那些话就只是一阵风，吹过就散了。
1972年7月19日，圣奥尔本斯皇家法院内，一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即将拉开帷幕。法院门口，媒体记者们如潮水般涌来，长枪短炮、闪光灯此起彼伏，而站在他们镜头中心的，正是本案的嫌疑人——杨。面对这如狼似虎的媒体，杨始终保持着一张冷漠的脸，仿佛连一个微笑都吝啬给予。
当记者们争相为他拍照时，他竟提出要求：“把我拍得冷酷一些，越残忍越冷血越好。”一名在场的记者不禁感叹：“这家伙真是聪明绝顶，但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那眼神，简直能杀人于无形。”
庭审开始，杨站在被告席上，冷静而自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言辞滔滔不绝，仿佛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洗刷干净。就连他的辩护律师皮特·古德曼也忍不住摇头苦笑：“这家伙真是以自己是英国铊投毒第一人为荣，对他来说，这场审判不过是他向法官们展示自己化学造诣的舞台。”
然而，自信满满的杨却没想到，法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十年前继母的死因，如今在专家的精准检测下，终于在埃格勒的骨灰中找到了铊的痕迹。而死者比格斯的妻子也出庭作证，坚定地表示丈夫从未提起过家中有虫子，更不可能用剧毒品来灭虫。
控方在法庭上出示了杨的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犯罪过程。辩护团试图将这些内容解释为小说情节，但控方毫不留情地反驳：“这些叙述方式和字里行间，哪里像是科幻小说？分明就是他的犯罪日记！”他们当庭朗读了几段内容：
“D昨天惹恼了我，于是我便顺手送她上了西天。”
“那个货车司机真是太可怜了，让他受这种苦我于心不忍，但没办法，我已经决定了……”
面对检方接二连三的不利证据，杨依然死不认账，他坚称只要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那么他们就无法给他定罪。但法庭并不吃他这一套，在铁证如山的面前，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动机。
7月29日，法官庄严地宣布：“嫌疑人杨涉嫌两起谋杀、两起试图谋杀、两起蓄意下毒，判处四项终身监禁，附加两项5年有期徒刑。”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仿佛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而台下的记者们则纷纷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将这位英国铊投毒第一人的传奇故事传遍了整个世界。
在伦敦的各大报社里，关于杨的投毒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一场媒体狂欢。当民众得知杨在被捕前刚从精神病院康复出院，他们不禁开始嘀咕：“这世道怎么了？连这样的病人都能自由行走，还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人们纷纷摇头叹息，心想：“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完善些，是不是他这会儿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一系列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3年，英国内阁成员们或许也听到了民众的心声，他们决定修改法案，对那些出院的精神病人实施更严格的看管。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转眼到了1990年8月1日。帕克赫斯特监狱里传来消息，42岁的杨在狱中离世，据说是因为心脏病。但外面的传闻可不止这么简单，有人说是其他囚犯看他不顺眼，给他下了毒；也有人猜测，或许是杨自己厌倦了牢狱生活，选择了这条路来解脱。不过，有趣的是，他生前曾多次梦想在杜莎夫人蜡像馆拥有一座自己的蜡像，而这个梦想在他死后竟然实现了。
说起杨的投毒案，那可真是轰动全球。他的行为不仅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成了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1991年，美国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曾借鉴杨的“创意”，将铊用作导弹涂层，结果威力惊人。
1995年，一部名为《一个年轻投毒者的手册》的电影上映，这部根据杨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引发了全球关注。没想到，几年后，日本的一个16岁女孩竟然模仿电影情节，给自己的母亲下了毒。警方在女孩的房间内发现了重金属铊，并在她的博客里找到了病情日记。
在杨服刑期间，监狱里的囚犯们都对他敬而远之。毕竟，谁也不想成为他下一个目标。但总有不怕死的例外，比如那位名叫伊恩·布雷迪的囚犯。他因为5项谋杀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却和杨成了狱中的好友。两人经常一起下棋，讨论纳粹，甚至还一起探讨尼采主义。
在布雷迪的自传中，他深情地回忆了这位好友。他写道：“我和杨都是尼采主义的信徒，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我是否与众不同？我是否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我该如何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于是，两人都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杀人。
布雷迪在书中还提到：“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铊毒分量，与杨的投毒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杨能看到这一幕，想必他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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