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表述委婉而周全。大意是,讲座的主题和核心论点,央校方面非常认同,也觉得很有价值。但在一些具体表述,或者说,在侧重点上,或许可以做一些微调。
比如,在分析“全球压力”时,是否可以适当增加对全球化积极一面的论述?比如,在讨论“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时,是否可以更突出强调那些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
李乐一面翻译,一面观察老爷子的反应。
哈贝马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或反感。待宋主任说完,他沉吟片刻,“您的建议,有道理。”
“学术讨论,确实应该注意平衡。我的讲座,并非意在否定全球化,更非否定民族国家在当代的价值。我只是想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需要做出的调整。”
“如果能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避免听众产生误解,我愿意在表述上做一些……微调。”
他看了看身旁的李乐,又看向宋主任,“具体的措辞,我们可以一起斟酌。”
宋主任明显松了口气,脸上的笑容更加真诚了些,“我们就是希望,这场讲座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既展现您的思想深度,也……”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到了。
哈贝马斯点头,表示理解。
接下来,气氛变得更加融洽。
宋主任主要负责“定调子”和“把握方向”,具体的学术讨论,更多地交给孔源和王晓欧。
孔源的问题很“哲学”。他从概念入手,与哈贝马斯探讨了“全球压力”中的“压力”一词,在中文语境里可能引发的不同理解。
“教授,您用Druck这个词,在德语里,既有压力,也有推动力、印刷的意思。”孔源说,“翻译成压力,是否可能偏向于负面?听众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种……过于被动的印象?”
哈贝马斯想了想,“Druck,确实有这层意思。我选择这个词,是想强调外部环境对国家主权、政策自主性等方面的……约束。”
“这种约束是客观存在的,我不想回避。但您的提醒也有道理。或许,在讲座时,可以同时说明,压力也意味着动力,是推动民族国家进行自我革新、适应新环境的动力。”
王晓欧的问题则更“实务”。他关注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教授,您谈到全球治理,谈到主权让渡,谈到后民族结构。这些概念,在您的理论框架里有清晰的定义。但是,在运用到对具体国家的分析时,是否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
他举了一个例子,讨论欧盟一体化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地区。他没有点明,但意思已经在那里。
哈贝马斯听得很认真。
“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特定语境。”他缓缓答道,“我的公共领域理论,扎根于欧洲的历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为其他文化区域的思考提供参照。理论的普遍性,恰恰在于它能被翻译,被挪用,被检验。”
“当然,挪用不是照搬。需要结合具体国情,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正是学术交流的意义所在。不同的视角,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补充。”
王晓欧听完,脸上露出思索的神色,点点头,又翻开一页演讲稿,“博士,您在这里提出,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风险分配和法律规范层面,构成了对民族国家行动能力的挤压。传统的、基于领土主权的国家,越来越难以单独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压力是否必然导向民族国家的式微?还是说,会催生一种新的、功能互补的治理层级?”
“很好的问题。”哈贝马斯赞许地看了一眼王晓欧,“我认为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功能分化。民族国家不会消失,但它必须学会将部分主权上传到超国家机构,同时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或民间社会。这是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治理网络建构。”
讨论逐渐深入,涉及“主权让渡”、“世界主义秩序”等敏感概念。每当哈贝马斯的表述可能触及到那条界限时,宋主任总会巧妙地引导,比如,“博士,从这个角度切入,是否更能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合作共赢的必然性?”
整个讨论,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哈贝马斯表现出了极高的配合度。他对央校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几乎全部接受,并在李乐的协助下,逐字逐句地斟酌新的措辞。
老爷子时而沉思,时而与李乐几人交流几句,确认某个概念的中文译法是否能更准确地传达原意。
李乐注意到,他接受“修改”,并非屈服于外力,而是出于一种学者的严谨和对交流效果的重视。
他希望他的思想,能被准确理解,而不是被误解。
他希望他的讲座,能引发真正的思考,而不是制造无谓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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