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劳工战争波及到，甚至弗兰茨也没想到巴伐利亚是最先爆炸的国家。
巴伐利亚一直是奥地利帝国的重要盟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也相当支持弗兰茨，甚至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不过国王本身的态度是一回事，政府具体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本人可能是整个德意志邦联内最开明的君主之一，不过整个巴伐利亚政府却是德意志邦联内最保守的政府没有之一。
比起普鲁士的那些容克地主们，巴伐利亚的土地贵族们和农业资本家们表现得更加轻蔑。
他们不光无视了农民的抗议，也无视了国王的命令。
这群家伙本能地反对一切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利益的事和人，不过直接反对，他们还没有那个胆子，但却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过去这招一直很好用，只要当地的贵族和资本家想，他们甚至可以拖到下一位国王上任。
就算那种愣头青真突破重围告到了法庭，土地贵族和农业资本家也不在乎。
毕竟当时的法院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讲的是证据。
农民们有道理，有法律保护，有国家规定的权利，但法院有程序。
程序正义为何如此被西方推崇？因为它可以被重新解构，可以用技术来规避现实。
除此之外双方能调动的资源也不是一个量级，贵族和资本家们有钱有闲，可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可以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经得起长期折腾，甚至可以将审判当做一场聚会。
但十九世纪的普通农民呢？他们大概率不识字，甚至不懂法。手中的资金连来回交通都是问题，更别说雇佣律师了。
以十九世纪的交通状况，往来城市与乡村的交通费用属于大额开支，所以才会有衣食住行的说法。
至于人脉网络更是少得可怜，也不太可能认识那些法官和实权人物。
十九世纪西方对于法院的正义女神有着另一种说法，蒙眼不是为了不偏不倚，而是为了视而不见，为了逃避现实。
天平的两端，一端确实放着“真理”和“正义”，但另一端放的却是“金钱”和“权利”。
尤其是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对此的讽刺更是比比皆是，一个穷人为了自己活不下去的家人偷了一块面包要判十九年，一位大权在握的总统盗取了整个国家，但却被加冕为皇帝。
双方的官司几乎没有悬念。
哪怕真正败诉，土地贵族和农业资本家们也不在乎，毕竟判罚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执行起来才是大问题。
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事情无法执行...
巴伐利亚的农民已经被这样反复拷打了数百年，他们本来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然而这一次却有了不同，因为国王和皇帝对他们的态度是支持，而且民族主义真的非常有感染力，真的会让人变得勇敢，变得狂热。
巴伐利亚的农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合起来，纷纷拿起武器。
“我们不是要造反，我们是要执行国王和皇帝的意志。”
“那些官员假传命令！我们不能让那些邪恶的官员继续蒙蔽国王！”
除了民族主义以外，平日里束缚农民的教会在此时却发生了动摇，他们选择站在的民众一方。
弗兰茨这些年来对教会的净化行动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周边的邻国也在效仿。
当然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教会的控制，不过也确实纯洁了队伍。
这些新时代的神父和教士本身道德下限就和之前的那些神职人员有着天壤之隔。
另一方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贵族和资本家是不交什一税的，一旦逼急了他们就会直接转信新教。
在宗教传统深厚的巴伐利亚农民就算再穷也会缴纳这笔钱，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巴伐利亚教会的衣食父母。
如果是过去那些教会的高层大概率会选择联起手愚弄衣食父母，然后杀鸡取卵。
但教会的高层被整个净化了一圈，再加上他们与贵族和资本家的矛盾正在加深。
尤其是改教这种事情，对于真正的神棍来说是完全无法原谅的大罪，他们没有理由不站在农民一方。
此外教会对于弗兰茨也是十分敬畏，一方面他们觉得弗兰茨是真正配得上教皇这一称号的人。
另一方面，弗兰茨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对神职人员犯法的惩罚也让他们十分畏惧。
在奥地利帝国神职人员犯法不但要接受俗世法律的惩罚，也要接受教会惩处。
一旦事发基本起步就是流放，大多数都会被革除教籍后处以极刑，梵蒂冈的主教们甚至恢复了火刑。
只不过现在又加了很多新花样，比如白磷...
在巴伐利亚的神父看来农民只是在执行正义，实际上纯洁宗教队伍之后一个不太好的副作用就是一些神父真的很单纯，他们真的相信“国王是好的，只是受人蒙蔽”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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