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崇祯皇帝的明确旨意之后，再加上辽东大捷的消息传至京师已有半个多月，各种祭告礼仪与封赏安排也确实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于是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之内，崇祯皇帝在内阁与礼部、太常寺等衙署安排之下，先后亲临现场祭告天地社稷与太庙，并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令，京师内外、朝野之间，上至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凡有识者，皆为之大感振奋，皆为太平可期。
与此相应的是，朝廷大封有功之臣的旨意，包括加封功臣父母以及恩荫功臣妻、子的旨意，也跟着朝廷的使者从京师出发，快速被送往关外、辽东以及南方去了。
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后时分，朝廷传旨封赏的钦差顶着烈日酷暑，风尘仆仆地抵达了沈阳城外。
早已得知消息的蓟辽督师洪承畴，亲率沈阳城的各方留守官员，包括其麾下直属的各大总兵，宣府镇总兵官镇朔将军杨国柱，以及祖大寿方面留下等候旨意的刘周智、王国栋等人，杨振麾下留守等候旨意的张得贵、邓常春等人，同样顶着烈日在沈阳城大西门外迎接。
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三人同时封侯的消息，早在两天以前，就已经被各方安排在京师的消息灵通之人，快马加鞭送到这里了。
毕竟“复辽”封赏这个大事情，可不只是在京师朝野之间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与京师朝野之间的那些争来争去的人们相比，身在关外的这些当事人们，对此更加关注。
先前洪承畴往京师派出的报捷信使，在抵达京师后就留在那里，一边打听和等候朝廷封赏的消息，一边不间断地往辽东传递各种情况。
包括祖大寿和杨振他们分别派往京师报捷和联络此事的信使，也都是在下一批报捷的信使抵达之后，双方交接清楚了，才会启程返回。
因此，京师朝廷对于辽东封赏一事的进展，只要几天的时间，就会被各方预留京师的信差大差不差的送回辽东。
甚至是朝野之间有关辽东封赏事宜的许多议论，比如洪兴、聚兴、集文、信义等多家抄报行对于此事的多期抄报，也都原封不动地被送去了辽东。
等到朝廷六月十五日的封赏旨意最后敲定，仅仅过了四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日傍晚，身在沈阳城内的洪承畴，就拿到了来自京师的以接近六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的线报。
洪承畴大喜过望，对朝廷传旨钦差的到来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封侯，对于洪承畴来说，他当然是想过的，而且不止一次想过。
可是要说这个事情能成真，他是从来不敢报以热切期待的。
一方面，作为崇祯皇帝重用多年的臣子，他多多少少是了解这位皇帝的，知道当今这位是典型的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急需用人的时候轻易做出能“复辽”则“封侯”的承诺，同时也大有可能在事成之后随随便便找个理由收回成命。
也正因此，洪承畴对于杨振、祖大寿两人在收复沈阳城之后仍坚持要“将北伐进行到底”的主张，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
洪承畴作为文官督师，作为带兵十几年的文臣，不仅精通兵法，而且精通权谋，其早已洞察了杨振、祖大寿他们这类人的心思。
在他看来，不论是各路大军兵临沈阳城后祖、杨二人主张的“围三缺一”，还是收复沈阳城后的“继续北伐”，又或者他多次催促撤军后的“拥兵在外”，其实都是在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套。
而这一套的背后藏着不能对人言的东西，则是对京师朝堂的不信任，说白了就是担心朝廷在战后过河拆桥，搞历史上常见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那一套。
这些东西，对于熟读史书的洪承畴来说，是常识，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也因此，他对于杨振、祖大寿两人的种种“出格”行为，专擅也好，跋扈也好，谋私利也好，甚至是在一些事情上的阳奉阴违也好，都带有同情的理解。
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人这么做的背后，不过是自保之心在作祟，而且说到底，他们这么做，对他洪某人自己来说同样是利大于弊。
因为杨振、祖大寿他们担心的事情，洪承畴其实也在担心，他自己也害怕崇祯皇帝出尔反尔，甚至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另一方面，作为在宦海之中浮沉多年的文官，他也很清楚京师朝堂之上那帮乌烟瘴气的文官们“党同伐异”的厉害之处。
虽然洪承畴在京师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友人，但是总的来说友人不多，敌人不少，帮衬他的不多，掣肘他的不少，自从督师出关以来，收到的各种弹章，没有一千，也有数百。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有消息传来说他将封伯爵的时候，他心中就已经欣喜不已了。
毕竟大明朝自永乐以后，文官封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文官直接封侯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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