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南安侯，祖大寿，锦义侯，杨振，金海侯？你们内阁与群臣众议，皆曰可封侯，朕意原本也是如此。既如此，何不锦上添花，给他们一个美号以表功，何故这般敷衍了事？”
崇祯皇帝再一次发问，而且这次抬起了头，扫了一眼安静如鸡的阁老们和太监们。
但是回应他的，还是寂静无声。
这让崇祯皇帝的心里顿时又感到了一阵一拳打空后的无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崇祯皇帝发现，他越是勤政，内阁就越是怠惰，可内阁越是怠惰，他就只能事必躬亲，更加勤奋，如此循环往复，陷入了一个无法可解的局面。
以至于如今内阁牵头办事，从不主动为君分忧，什么事都得皇帝自己亲力亲为，皇帝推一下，他们就动一下。
凡事若无明确上谕，他们就等着，袖手谈心性，权当无事发生。
就算是有了紧急事务，也无人敢于担责，只要原样呈递，往皇帝那里一推，就仿佛万事大吉了，然后坐等着皇帝想办法解决。
内阁和大多数朝臣的这个状态，让崇祯皇帝头疼无比，但是又无可奈何。
这些年，内阁首辅和其他入阁的大臣，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几乎都是一个样。
一些从中下层提拔上来的大臣，一开始还想振作有为，可是很快，他们就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崇祯皇帝也想撂挑子，但是当了十六年皇帝，他终于发现，他的所有臣子都可以撂挑子，唯有他这个当皇帝的不可以，于是便只好勉为其难，只好愈发勤政。
但是对于大臣们的不肯担当，不敢作为，他是越来越深恶痛绝了。
因为他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力有所不足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愿不愿意为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问题。
崇祯皇帝心中愤懑不平的揣测，当然并没有错。
事实上，给洪承畴、祖大寿、杨振一个相对好听一点的封号，对于在场面圣的内阁首辅和大臣们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他们一开始就觉得不该封侯这一点私心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担心把握不准崇祯皇帝的心思。
首先一点，简在帝心的杨振的“金海伯”封号，还有皇帝并不满意的祖大寿的“锦义伯”封号，都是崇祯皇帝自己在早几年的时候钦定的。
内阁大臣们在不能得罪杨振、祖大寿的情况下，同时又不清楚崇祯皇帝的心意究竟为何的情况下，宁愿思想上懒惰一点，做法上保守一点，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最佳选择。
至于要封给洪承畴的所谓南安侯，则是因为洪承畴老家在南安，兼且下一步朝廷准备让他督师南下，取代侯恂，所以这个封号对洪承畴来说是合适的，洪承畴本人也会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阁首辅周延儒也好，其他的阁老也好，包括具体操刀执笔的内阁中书舍人们也好，自然要选择对自己来说最安全的措辞来落笔。
但是，落在崇祯皇帝的眼中，那就是不肯实心任事，不动脑，不用心，惰于思，不愿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
往小了说，这是私心作祟，是明哲保身。
往大了说，这就是跟崇祯皇帝对着干。
好在崇祯皇帝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心情一直不错，同时官军收复沈阳，辽东取得大捷的消息已经送到京师许多日了，他也不想在有关封赏的问题上再拖延时间，于是只冷冷扫了一眼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的重臣、大珰们，忍下了心中不满。
“王大伴！”
“奴婢在！”
“把山海关兵部司代转的杨振捷报找出来。朕记得其中有一道，说是他占领了建虏的什么赫图阿拉城，请旨要将其更名的那一道！”
“奴婢知道，奴婢这就去找。”
躬身在侧伺候的王承恩，领了旨意，朝乾清宫东头的架阁库，小步快走而去。
虽然在场的大太监不止一个姓王，但是崇祯皇帝嘴里说的王大伴，不是别人，正是王承恩。
就在皇帝和众人的静默之中，王承恩去得快，回来得也快，片刻功夫就将一封早已拆了火漆密封的山海关奏报，呈递到了皇帝的手中。
按理，这一类的军情奏报，是由严格的呈阅、流转、归档制度的，在进入通政司誊写备份之后，比较紧急的会被直接送到司礼监转呈皇帝阅示，不是那么紧急的则会被送到内阁票拟，然后再送往司礼监转呈皇帝阅示。
但是通常都会从通政司先到内阁，然后内阁票拟处理意见之后送司礼监，最后到皇帝手中。
皇帝如果同意内阁票拟的处理意见，那就照着写上朱批，然后叫人送到司礼监用印，最后返还到内阁，按旨意分发相关部院衙署或者人员办理。
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票拟的处理意见，那么就叫司礼监把它们送回去，叫内阁重新票拟，或者直接由皇帝本人朱批处理意见，交内阁起草圣旨、司礼监用印，然后再分发相关部院衙署或者人员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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