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奴国的两位使者、一位随行的武官此刻躲在驿馆里，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大唐皇帝要如何安抚自己的委屈。那名武官卧于病榻上，被两名使者侍候着，每当想起那吓人的一幕还心有余悸。
一位使者说，“放心吧，大唐皇帝不把伤了我们的那几名女子拉到这里来，当面陪罪、并对我们做出适当的补偿，那就不是中国人的性格。”
“那么我们就好好想想，到时候要些什么补偿，少了是不划算的，”武官打起精神道，“两位大人，到时你们一定要想着，我就要那位女子胸前所挂的黑珍珠……”
“那么，我就要……”
“我就要……有了，那个清心子！！”
驿馆外有官府人进来，先是两名衙役一左一右站住在驿馆大门，接着一位官员昂道阔步走了进来，“说到就到了，看他们赔我们些什么！”一位使者看着窗外，低声对另外二人说道。
果然，这些人是冲着他们来的，一进来便高声问道，“倭奴国的使者在哪里？”此时住在驿馆中的还有许多其他邦国的使节，一见此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慢慢地都汇拢了来，衙役也不限制，任他们观看。
驿丞连忙过来，领了这些人直奔倭奴使者所住的房间。两位使者连忙站起来，其中一个道，“你们是哪一级的官员？可是来抚慰我们的？我们的委屈比大海还深！”
官员笑道，“本官是长安县的县尉，确是前来抚慰你们的，”说着，展开盖了县衙大印的一份公函，郎声念道，“倭奴国使节二人、武官一人，某月某日在长安县崇化坊，觅得清心观观院偏僻、少有香客，入观调戏道姑、无视重臣家眷之忠告。如不严惩，有失大唐国格。按律：倭奴国使官两人、武官一人，各鞭笞三十，即日起限时出境！来人！！”
几名如狼似虎的差役扑上来，先把能动的两名使者当众拖了出去，来到驿馆院内的空地上，扒了中衣往地下一按，二话不说，拇指粗的牛皮鞭就打了下来。
那名使者开始时还“啦啦呱呱”抗议，只一鞭子、屁股上的肉就开了口子，三鞭子下来就只剩了哀号了。不一会儿，三十鞭打完。县丞喝道，“下一个！”
另一个人目睹了行刑经过，此时已经瘫坐在地上。
最后，丢了胳膊的武官躺在床上不住地求饶，在床上被就地翻过来，三十鞭，一鞭不少。县尉临走时叮嘱驿丞道，“即刻勒令退房，不可收留。”
颁政坊外，有三个人相互搀扶了，爬上一架马车，往最近的开远门驶去。
当然还有个后话，就是自此之后，终贞观之年，倭奴国都没有再出派遣唐使到长安来过。三个血势呼啦的使者回国后，别说倭奴国的国王往外派了，也别说为着争这份差事打得头破血流了。一听说是这个差事，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跑光了。
第二天，在兴禄坊，长安县县令向高阁老禀报了对倭奴国使者的处置结果，阁老十分高兴，当即吩咐留饭。这是极其少有的待遇。席间，县令讲起来高别驾上一次到长安来的事情，并且饶有兴趣地问起高别驾在雅州的事情来。
樊莺就从头讲起，连阁老在内都在仔细地听着。阁老这次本来是希望高峻也回来的，因而算着他们一回到西州，就去信让他们一家子来长安。谁知高峻又跑到龟兹、疏勒去了。
现在，樊莺讲起了雅州之事，阁老暗暗地将当时的情况、高峻手底下可以调派的人员从头掂量一番，就更觉得高峻的剑南之行，最后能取得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当真是来之不易了。
樊莺说到高峻在文进县假扮乞丐、让江夏王府的长史李弥替他奔走，讲起他只身到吐蕃地界上，只凭了一把乌刀就压伏了吐蕃纥干承基部的异动。阁老和长安县县令不住地点头，柳玉如听了心中就是一动。
纥干承基。
不就是他们从黔州出来时，高峻曾经郑重地叮嘱自己记住的那个人么？他是贞观十七年时与侯君集事件有密切关联的长安五名卫士之一。
在柳玉如的心幕中，这些卫士们早已经下落不明了，所有与太子谋反案相牵扯的人，结局都不好。那么，这个纥干承基是那个纥干承基吗？会不会是重名重姓？
当了别人她不好追问樊莺。待回到后宅，柳玉如才又问她，樊莺对此人已经没什么印象，恍惚觉得在黔州时是说到过这么个人，又是师兄叮嘱柳姐姐的，并且在雅州时，事情一件压着一件，连高峻听到这个名字时恐怕也想不起来了。
因为有上一次在当阳县与樊莺遇险的经历，柳玉如这一次就慎重得多了，她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盘算，接下来的、这件突然冒出来的计划有多大的成算、多大的风险。
一方面，累日来那些官员们走马灯似的进府，从县令、到太子。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明明白白的——对西州别驾、以及与他有关的这些女子们的好奇，以及因为他们而在长安地位愈加显著的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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