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流寇之所以叫流寇，就体现在一个流字，他们跨省作战极为熟练，颇有游击战之风，期间还要带走路上遇到的良民，导致流寇势力越来越强，整个西北和中原一片混乱，北方几省流寇作乱始终无法肃清。
直到后来崇祯皇帝放权，任命陈奇瑜出任剿匪总司令，全权负责剿灭流寇，这个官职管辖流寇经常出没的五个省，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所以权力极大。
陈奇瑜此人是进士出身，典型的文人（这点很重要，在明朝为了防止武将造反，都是文官统兵，武将负责实施。），而且即便在当时，此前他的名声也是很小的，看起来有些不靠谱，不过此人的本事却相当大。
《明史》记载，崇祯五年，其巡抚延绥，擒杀头目百七十七人，六年，延水流域群盗尽灭。请注意，擒拿的头目就一百七十多人，那时他手上的兵不过两千人。
当时，明军对流寇保持优势，又有这样的猛人负责全面剿寇，很多人认为，流寇的日子差不多到头了，而事情开始的发展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
陈奇瑜一上任，就四面出击，打的流寇鬼哭狼嚎，湖广一时大盗几尽。而他对流寇的作战也不是随意为之，颇有一套系统，逐渐的将流寇的主力撵到了一个地方，力图围而歼之。
这个地方就是这次围剿的主战地—车厢峡。车厢峡位于今天陕西平利县内，长四十余里，四面山势陡峭，中间通道极为狭窄，易入难出。
说白了，就是前后山口一堵，甭管流寇兵力有多精锐，装备有多齐全，都只有死的份。而当时流寇的主力部队七八万人就来到了这个绝地，结果可想而知。
明军将山口一封，站在山上又是往下扔石头，又是往下扔火把，僵持了几十天，流寇死者过半，活着的更惨，人无粮，马无草，弓箭尽失，偏偏又下了二十天雨，可谓是十死无生，此刻只要明军发起进攻，大功即可告成。
而日后明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就在里面。就在这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流寇过来请降了，笑话，折腾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把你们全围住了，投降？早干嘛去了。即便是一般人，估计也不会同意其投降，但陈奇瑜同意了。
三万六千余流寇因此假降逃脱，大错就此铸成。这些人可不是刚刚反叛的农民，而是长年与官军斗争残存的精锐，经此艰苦考验，已有趋向职业化军队的水准，华丽的完成了由寇到军的转变，原来一直被官兵追着打，现在基本可以和官兵对着打。
可惜官兵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失利罢了，原来怎么打，现在还怎么打。
不久恶果显现，陕北悍将贺人龙被李自成击溃围困，猛将曹文诏战斗中被逼挥刀自尽，洪承畴，左良玉等名将畏敌不战。
仅仅第二年，明朝中都凤阳失陷，连朱元璋祖坟也被农民军刨了。至此，明朝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将农民军全部剿灭。
虽然目前来说，明军对农民军还有优势，但是国内大规模的战争消耗钱粮无数，财政已经面临破产的窘境。
加上目前正处在小冰河期，天气异常，粮食欠收，连年自然灾害不断，导致国库空虚。
官府为了应对北方的战事，不顾百姓疾苦，不但不对农民百姓减税，还随意增加各种名目的赋税，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纷乱四起。
此时的明朝军队早已成了一群只知道搞钱的恶吏，对付老百姓手段一套一套的，叫他们以命相搏对付山贼根本想都别想。
同时明朝朱家的皇子皇孙也越来越多，国家很大一部分钱都落入了这些皇亲国戚手中，又由于崇祯皇帝好大喜功，被人一通忽悠，大笔一挥，免除了商业赋税，这就让朝廷的收入雪上加霜。
这样一来，朝廷赋税全部落在了农民的身上，朝廷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来维持战争支出，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而那些用大量银子堆出来的军队此时早已腐朽不堪，几十万的军队，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是将领花大价钱培养起来的家丁。
明朝开国时期，在军队主要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以军屯作为军队后勤粮草来源，又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境或者就地形成了“商屯”，保证了边关军队的粮食来源。
但是问题来了，封建王朝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土地兼并，而在明朝不仅仅是大地主兼并自耕农，兼并土地的还有亲王郡王，军事勋贵，以及我们的这些边关将领。
各级卫所军官也像大地主豪强一般疯狂的兼并属于军屯的土地，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边将“广置屯田，私役屯军”，到了景泰时期就是“守城守关军士，多无田地耕种”，到了弘治时期就已经“屯田有名无实”了。
各级卫所军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军屯土地，私役士兵，同时和商人勾结，买卖商品，通过这一系列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他们私人蓄积家丁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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